“还得给黑马换马掌。”格里戈利阴阳怪气地说。
“黑马，黑马，瞧我一会儿揍你！……是的，先生，我可以说一件事让您目瞪口呆，直到基督二次降世您都闭不上嘴。要知道我自己过去也很尊敬他。您猜怎么着？我后悔，公开表示后悔：我做了傻瓜！他可把我骗苦啦。他是个万事通！人家不知道的事他全知道，什么学问他都精通！他曾经给了我一点药水：要知道，老弟，我是个有病的人，虚胖的人。您也许不信，但是我确实有病。我喝了他的药水差点两脚朝天。您别说话，您听我说；您自个儿就要去了，您会欣赏到这一切的。您瞧着吧，他在那里非把上校弄得哭出血来不可；上校将因为他泣血恸哭，但那时就晚啦。要知道，因为这个该死的福马，周围的左邻右舍都跟他们断绝了来往。要知道，不管谁来，他都加以侮辱。我又算得了什么：他连大官也不放在眼里！他对任何人都教训，他这骗子简直害了教训人的毛病。他自以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比谁都聪明，大家都得听他一个人的。他自以为是个学者。那又怎么啦，学者又怎么样！就因为他有学问，就非得把没有学问的人吃了不行吗？……您瞧吧，他一鼓起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就嗒嗒嗒，嗒嗒嗒地没个完！我告诉您吧，我真恨不得把他的如簧之舌割下来，扔到粪堆上去，可是即使在那里它也会叨叨个没完，直到老鸹把它给吃了。他骄傲自大，像耗子似的在跟粮食怄气！要知道，他现在正往粮堆里钻，可他的脑袋钻不进去。难道不是吗！要知道，他突然异想天开，想教家仆们说什么法语！信不信由您！他说，一个奴才懂点法语有好处！呸！该死的无耻的东西——一点不错！请问，一个奴才要懂法语干吗？咱们哥们要懂法语干吗？干吗？在跳马祖卡舞的时候向小姐们献殷勤，跟别人的老婆吊膀子吗？色迷——一点不错！我看，一瓶伏特加下肚，他哪国话都会说。您瞧，我对你们的法语就这么尊重！您恐怕也会说法语吧？‘嗒嗒嗒！嗒嗒嗒，母猫嫁公猫！’”巴赫切耶夫用一种蔑视的愤怒目光望着我，说道，“老弟，您是个文化人，是不是？也研究过学问吧？”
“是的……我多少有点兴趣……”
“大概，您也门门学问都学过吧？”
“对，就是说不……不瞒您说，我现在更感到兴趣的是观察。我一直住在彼得堡，现在我急着要到叔叔那里去……”
“谁硬拉您到叔叔那里去的？您有地方住，就住在您自己家里不好吗！不，老弟，我告诉您，在这里，学问是起不了大作用的，而且任何叔叔也帮不了您的忙：您会被套马索拴上的！我在他们那里待了一昼夜就瘦了好些。您信不信，我在他们那里真的瘦了？不，我看得出来，您不信。随您便，信不信由您。”
“不，哪儿的话，我非常相信。不过我始终不明白。”我越来越不知所措地答道。
“相信就好，可是我对您却信不过！你们那些有学问的人就爱上蹿下跳，就爱标新立异和表现自己。我不喜欢上大学，老弟；我的大学就在这里！我曾经有缘与你们那帮彼得堡人见过面——都是些不成体统的人。全是虚无主义者；散布不信神；喝盅伏特加酒都害怕，仿佛它会咬你蜇你似的——呸！您使我很生气，老弟，我什么话也不想跟您说！说真的，我又不是专管跟您讲故事的，而且舌头也说累了。老弟，这么多人也骂不过来，而且骂人也罪过……不过他，你那位学问家，在您叔叔那里差点没把你们家的仆人维多普利亚索夫给弄疯了！维多普利亚索夫由于那个福马·福米奇被弄得疯疯癫癫的……”
“换了我呀，”格里戈利插嘴说，在此以前他一直循规蹈矩和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们谈话，“换了我呀，我决不轻饶这个维多普利亚索夫。他要是碰到我，我非得把这个德国迷狠狠地揍一顿，让他不再胡闹！揍得他死去活来。”
“住口！”老爷叫道，“闭住你的嘴，没跟你说话！”
“维多普利亚索夫。”我说，我已经完全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维多普利亚索夫……您说，多奇怪的姓？”
“这有什么奇怪？您也来学样了！嗨，您呀，还算个文化人呢！”
我不耐烦了。
“对不起，”我说，“您到底为什么事生我的气呢？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不瞒您说，我洗耳恭听您的高论已经半小时之久，甚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何必见怪呢，老弟？”胖子答道，“您不必见怪！我是为您好才说这番话的。您别瞧我爱嚷嚷，刚才还训斥自己的仆人。我这个格里什卡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他这个下流胚。我坦白对您说：都是心肠太软把我给害苦了，这都是福马一个人的罪过！他会毁了我的，我起誓，他会毁了我的！您瞧现在，由于他的恩典，我在太阳里烤了两个小时了。在这些笨蛋磨磨蹭蹭修理的时候，我本来想去看一下大司祭。这儿的大司祭是个好人。可是这个福马把我弄得心烦意乱，连这个大司祭我也不想看了！去他妈的！瞧，这里连个像样的小饭馆也没有！我告诉您，都是些下流东西，没一个好人！倘若他身上有一个了不起的官衔那也好说呀。”巴赫切耶夫继续说，又回到了福马·福米奇身上，看来，他怎么也摆脱不开这个人，“哪怕有个官衔还有情可原，可是他连个芝麻绿豆官也不是，我千真万确地知道他什么也不是。他说他从前，在四几年，曾经因为廉洁奉公在某个地方受过苦，就为此，你就必须拜倒在他脚下！简直猖狂已极！稍不如他的意，他就跳起来，尖声嚷嚷：‘欺侮我，欺侮我穷，对我不尊敬。’福马不在，你就不敢坐到桌子跟前去吃饭，可他自己又不出来；他说：‘欺侮我；我是个穷苦的流浪汉，我吃黑面包也行。’大家刚入座，他又立刻出现了；于是我们的小提琴又开始锯木头了：‘干吗我不在他们就入席？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嘛。’总之，肆无忌惮！我很久没有吱声，老弟。他以为我在他面前也像只哈巴狗似的会举起两条前腿跳舞；哼，哥们，你想得倒美！不，我说哥们，你刚拉上套，我就坐上了车！要知道，我跟叶戈尔·伊里奇曾经在同一个团里工作过。我退伍时是个预备军官，而他在去年回乡时，是一个退伍上校。我对他说：‘唉，您会害了您自己的，您别姑息福马了！您会痛哭流涕的！’可他说，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说福马！），他是我的朋友；他在教我修身行善。好吧，我想，一个人总不能反对修身行善吧！既然他都开始教人修身行善了——那就是说，事情已经糟透了。您倒猜猜，今天究竟因为什么又掀起了轩然大波？明天是先知伊里亚节（巴赫切耶夫画了个十字）：是您叔叔的儿子伊柳沙的命名日。我原想在他们那里过了节，吃过饭以后再走，我还订购了一个从京城里买来的玩具：一个装了发条的德国人在亲吻他的未婚妻的小手，而那姑娘在用手绢擦眼泪——一件非常好的东西！（现在我不送了，带回去。）叶戈尔·伊里奇自己也不反对在这样的节日里玩一玩，庆祝一下，可是福马硬不许。他说：‘干吗净为伊柳沙张罗？我说呢，现在都不理睬我了！’怎么样？这家伙像人吗？一个八岁的孩子过命名日，他都嫉妒！他说：‘那不行，这天也是我的命名日！’要知道这天是伊里亚节，而不是福马节！‘不，’他说，‘这一天也是我的命名日。’我望着他，忍下了这口气。您猜怎么着？他们现在只敢蹑手蹑脚地走路，说话都不敢大声，怎么办呢？伊里亚节要不要过他的命名日，要不要祝贺他呢？不祝贺吧，他要生气；祝贺吧，他也许会认为在讥诮他！呸，真是进退两难！我们坐下来吃饭……我说老弟，您是不是在听我说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