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几乎是被人流冲出检票口的。火车奔跑了三十八个钟头，这里是它的终点。乔怡替徐教导员拎着手提包，闷闷地走着。达娅东张西望，一会儿说车站牌楼比过去高了，一会又说他们走时没这么多的花。人熙熙攘攘，乔怡任他们挤来撞去。下了车，她感到更茫然了。
他们走向车站广场。广场四周依然聚着卖竹器的乡下人，各种竹篮被涂得花红柳绿，有人走过时，他们便齐声叫卖。桉树下停着三轮货车，上面码放着诱人的柑子子。初夏是有花无实的时节，达娅上前看了看，就伸着舌头跑回来了。那价钱显然吓着了她。但她依然频频回顾，一面毫无指望地看看爸爸。再往前走，街两边横满竹竿，上面飘飘洒洒尽是些应时服装，小贩们口惹悬河地推销着商品。只是近年来，这些人才获得如此磊落的神态；又自女排蜚声全国，他们得了个颇光彩的名字，叫“二传手”。
到了五路汽车站，徐教导员对乔怡说：“我们得分手了，我亲戚家就在前面不远。”他执意不让乔怡送，将两只手提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蹒跚走去。达姬跟在他身后，不时被街景吸引，停下脚呆看，老头儿不得不几番回头呼唤……
车还没有来。乔怡一直目送着他们。她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徐教导员变得多厉害呀，背驼了，步子碎了，连动作表情也显得委琐了。过去以干练著称的体态，现在竟显出几分龙钟。最可怕的是一种无形的变化，过去那种近乎蛮不讲理的自信不见了。
七十年代初，乔怡和十几个上海新兵在这个广场上集合。他们你推我搡，为一点点磕碰尖声抱怨着，列好了很不象样的队伍。一个瘦高身材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步伐似乎用测距仪量过，显得那么平稳均匀。他穿着洗白的人字呢军装，膝盖上有两块精致的补丁。奇怪的是，他往队前一站，这群穿着军装的大孩子大气也不吭了。
“立正——”他不知从哪里迸出一种金属撞击似嗓音，随后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这过分庄重的礼节使大孩子们傻里傻气地鼓起掌来。
“肃静！”他对这捧场毫不领情，膀子短促有力地一挥，有点凶，“稍息。”
面对十几张肃然起敬的面孔，他把双手卡在亮锃锃的腰带上。
“同志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战士！从今天起，你们和他们（指指围观的老百姓〉是军民关系！对不对？”
新兵们又犯傻了，一齐开心地笑起来。
“笑什么？！从现在起，你们要逐渐缩短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懂不懂？”
“懂——”这次大伙接受了教训：军人是不能随便笑的。
他满意地欠了欠脚跟，接着谈起解放军是个怎样的大学校，大家庭。不作美的天在这个最庄严的时刻下起雨来。队伍里的桑采伸出舌头去接雨点，身材最矮小的黄小嫚缩得更矮了，还有两个姑娘掏出花手帕顶在头上。乔怡更是骚动不安，她军帽下拖了一根长长的辫子，听外婆说，淋了雨，长头发非生虱子不可。而这个穿人字呢军装的人眼皮也不眨，仍笔直地站在那里，讲着“大学校、大家庭”。雨下大了，队伍开始骚乱，新兵们都缩起脖子，表情又可笑又可怜。十三岁的桑采终于耐不住叫道：“下雨了呀……”
“徐教导员，”将要任女兵班长的田巧巧站出来替大家请愿，她是有一年军龄的老兵了，“是不是先上车？……”
徐教导员阴沉沉地看着这个不象样的队伍。
“立正——！向右看——齐！”
新兵们看见右边停了一辆红白相间的大轿车，只等一声“解散”，他们就准备逃到那里面去。二月的雨，淋在身上不怎么带劲儿。可徐教导员毫不动心，把身板挺得更直了：“你们虽是文艺兵，但首先是个兵！是野战军的文艺兵！所以要象个兵样！”
队伍里有人斗胆发议论，说他“比郭建光还郭建光”，“比杨子荣还杨子荣”。他让大家披上雨衣。而等新兵们将周身裹严实后发现他那发白的军装颜色变深了，被雨淋湿的部分在迅速扩大版图。他毫不在乎，嗓门依然发出金属之声。新兵们不再有想逃的了。看着这个“兵”，他们开始玩味“兵”的含义。刚才围观的老百姓一转眼全逃到有屋檐的地方去了。只有“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逃。仿佛他们顿生一种“兵”的意识，顿悟一种“兵”的骄傲。他们学他的样，都把腰挺得直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