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在刚刚竣工的万人体育馆举行。乔怡和季晓舟及宁萍萍来到入场口时，正门还没有开。时间还早，都是季晓舟催得太急，他对音乐的虔诚使他决不肯少听一个音符。所以萍萍下班，没顾上吃饭就来了，身上一股强烈的来苏味。季晓舟去零售摊买了个面包与萍萍分食，对这样的晚餐两人都习以为常。
一个夹小提琴的姑娘走过来。她的着装在这座内地省城显得很别致：下面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半旧，上身穿一件长过臀部的松松垮垮的月白绒衫。头发上没有一根发针或饰物，轻风拂过，那头发忽而盖住半边脸，忽而飘向脑后，显得相当生动。萍萍啃着面包上前问：“你们的指挥在哪里？能不能把他叫出来！”
姑娘吃了一惊似的一扬眉，反问道：“指挥有好几位，您问的是哪位呀？”她有些做作地用极有教养、极矜持的声音说着上边的话。尤其那口标准普通话，突出地体现了各处都在倡导的语言美。
萍萍却毫不自惭形秽，声音仍热辣辣的：“我当然是问廖崎。”
乔怡道：“请您进去告诉他一声，他的战友希望能尽快见他。”
“真对不起，”姑娘说，“廖崎在演出前不希望有人打扰。他要酝酿情绪……”
萍萍怪腔怪调地把脸转向季晓舟：“他过去有这毛病吗？”
“——这对一个指挥是很重要的。”姑娘说。
“萍萍，算了！”季晓舟在台阶上低声叫道。看到这些音乐宠儿们，他显出一副可怜相，此刻几乎连头都不敢抬。
萍萍回头看他一眼，怒火中烧：“有啥了不起！”她改用方言，“我非要去蹚蹚这水有好深。走，乔怡！找‘了不起’去，问问他还认不认得我们！”
三个人走进空无一人的环形大厅。上万个崭新的坐椅折射着天棚上的灯光，使这空间显得比它本身更大。各个角落都传来互不相干、又相互干扰的乐器声。小号的三连音似乎要穿透顶棚，长号发出沉闷有力的低吼，仿佛要钻入地下。他们四顾着，还没看演出就被这阵势慑住了。
廖崎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躲在何处“酝酿情绪”？大概还是老习惯，等乐队全体就位，听众拭目以待时，他才露面，这是权威的首要表现。
从他刚担任指挥时，这习惯就养成了。那时他嘴唇上刚出现一层茸茸的黑须，脸蛋还象孩子那样圆凸凸。每次排练，他要求乐队队员提前十分钟坐好位置，而他却比预定时间稍迟片刻，才阔步踏入排练场。他那急匆匆的模样，让人感到他刚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场合赶来。这时的乐队队员自然而然地向他行注目礼。这是他最满足的一刻。而当他在总谱台前指挥位置站定时，要求下属们绝对寂静，接受他的审视。假如这时有人弄出什么响动，不管是乐器还是喉咙，这位年轻的指挥都会二话不说，又转身走出排练场，三五分钟后，他显得心灰意懒地再次出现，狠狠朝刚才对他不恭的部位瞟一眼：“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好，我还可以再出去等待。”然后，他猝然抬起指挥棒，一语不发，傲视全台。他要用这种静默将大家钳制良久，方轻轻吐出“开始”二字。
他这一套是为了所谓的“正规化”、“专业化”，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快在乐队里建立威信。他对“威信”二字看得过重。为了“威信”，他不惜践踏任何人的自尊。
这时，宁萍萍轻声叫道，“看！了不起来了！天老爷，他比过去更了不起了！”
廖崎从表演场一侧的门里走出来，头上套着耳机，一根导线从他衣兜里伸出来，大概那里面装着袖珍收音机或录音机。他旁若无人，走路急匆匆的。战争中的脊柱重创，倒未给他留任何残疾。不象季晓舟，嘴唇上落个发亮的疤痕，一说话就令人担忧，仿佛会再豁开似的。从前线回来不久，廖崎父母都赶来了，坚持把儿子弄回首都，说是请了一位最高明的骨科大夫给他治疗。果然，三个月以后，廖崎重新站立起来，直接从医院走进了音乐学院。
廖崎找了个居中的位子坐下来，仰在椅背上，两手捧着后脑勺。
“架势太吓人！”萍萍说。
“他在听什么？”乔怡对这个感兴趣。
“那还用问？——‘老柴’的，要不就是‘老贝’的……反正都是他老熟人的！”萍萍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