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怡不知不觉来到灯笼巷。她暗自苦笑，为排遣苦闷竞走了好几里路。现在既来了，不妨进去看看。
宣传队搬进这座旧庭院是她入伍之后第二年。一方面因为扩充人马，一方面他们没日没夜地管弦呕哑，锣鼓喧天，惹得军部机关忿怒，说什么也得撵他们走。徐教导员当时发牢骚道：“非编的宣传队员们，咱们是后娘养的！”这支文艺队伍名义上业余，实质上早就是专业了。这个野战军的宣传队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小有名气，抗美援朝还立过集体二等功。后来人员流动性很大，时散时聚，不演出时把骨干们遣回各师团连队“埋伏”，需要时便“揭竿而起”。几届全军会演他们都出人意料地冒出来，以它独特的风采而夺魁。到了一九六九年，全国普及“样板戏”，他们当然也不例外地响应。有那么几位热衷看戏的首长下命令，派人四出招募人才，于是这支半专业化的文艺队伍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徐教导员宣布今后的建设方向：思想革命化，作风连队化，演出正规化。没想到成立第二年就被逐出了军部大院。
“一百余人很快将这个残破的旧时公馆修复。这公馆分南北两苑，两苑之间的围墙上架着一座带飞檐的天桥。北苑较之南苑大得多，解放初期就改作军部医院，南苑当时是军机关幼儿园，但幼儿园修了新房后很快搬走了。据说有几个小女孩在后面那幢雕花木楼上看见过鬼，结果全幼儿园的小家伙一到天黑就集体哭闹，并一口咬定他们见的是同一个“鬼”：什么长头发，白衣衫。为此幼儿园还解雇一位大师傅，鬼的故事最后追溯到他那里了。后来这苑子就不派任何用场地撂荒着，院里堆着医院用坏的病床、器械。自打宣传队员们进驻后，这阴森森的地方才骤然还阳。
目前这座苑子上了锁，乔怡只得止步。宣传队在自卫还击战后不久就奉命解散，小院喧闹了十年，又重归寂静。
“我识得你，你是宣传队的！”
乔怡闻声抬头，见是那个拐子。他看管自来水为生，他的自来水养活一整条巷子的人家。他还象当年那样，没变老也没再添些丑陋，大约上帝不忍心在他身上再糟塌什么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没得了。不是散了吗？”拐子和颜悦色地说。宣传队解散大大利于他的生意，过去人们因不愿花钱，常到宣传队院里接水，他便拾了堆碎砖头，见人挑着水桶往院门口走，就用砖砸。人们大都不敢惹他，不然他会专门赶在吃饭时间，堵人家门，用那些正常人想不出的话恶心你。他两条腿奇怪地形成两个弯度，合起来象个括弧。他的模样比他那脏话更有摄服力，这大概是人们怕他的真正理由，
“这院子要拆，”拐子又说，“在这块地方要起两幢高楼。”
乔怡看见那座天桥，忽然灵机一动：她有办法进入这个院子。她走进早已改为家属宿舍的北苑，然后踏上颤颤悠悠的天桥。这天桥曾是公馆内部联系的纽带。三十多年前，这是个大官僚的宅邸，北苑住老太爷，南苑住少东家。家人来去不走正门，而借天桥过往。鼎盛时期，这一带每晚都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几乎集中了全城的体面角色。那苑子里麻将摆七八桌，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巷口都能听见。届时天桥上灯笼流萤般穿梭，那是丫头小厮们忙于沟通两苑的各种消息。半夜，总有挑点心担、敲梆子的生意人在天桥下流连，丫头们便打着灯笼，把一只只竹篮用绳子从桥上放下去，叫着：“老倌儿，要四碗红油抄手！”或：“太婆，煮五个醪糟蛋，要嫩的！”一会工夫，竹篮儿冒着乳白色的热气被吊上去，诱人的香味从那细瓷品锅里溢出，飘了一径。
这天桥又常常是丫头和小厮们幽会的鹊桥。也常常有人在这里寻短见。
木板在乔怡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她想到萍萍那次风风火火地把她拽到这桥上，对她说：“季晓舟……那个拉大提琴的，是私娃娃！”她紧张得语不成句。
乔怡起初不信。后来她和季晓舟同一批入团，在支部大会上，听他亲口念“备注”栏目：“母亲在解放前夕被一个官僚奸污，生下我之后于第三天去世。”听本地人说，他母亲是当时的名优，漂亮得不得了，而且和这古老的苑子有着某种神秘的瓜葛。
走下天桥，迎面一间大房子是后盖的，它的宅基曾是个巨大的金鱼池。大房子由幼儿园的活动室改为宣传队的排练厅。现在窗子上的玻璃全下掉了，象一张张没牙的嘴。地上落着隔年的梧桐叶，被雨水沤红了，踩上去没有一点声响。乔怡的眼睛突然一亮，她看见了排练室外面的墙报栏。她几乎扑了上去，因为那上面还保留着团支部的最后一期墙报，虽然经过风侵雨蚀，早已残破不全了。她仔细在墙报上寻找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