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人们就叫他“神童”。
他生在音乐之家，在音乐的世界里长大。是谱线和音符塑造了他的神经和肉体。他十三岁就能熟读总谱，十五岁走上指挥台，十六岁参军来到军一级的宣传队，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得天独厚的秉赋使他感到很难找到理解自己的人，因为理解意味着水平相当。
他得罪过很多人，至今想想简直有些不寒而栗。
但刚才在季晓舟家门口，他一再鼓足勇气，还是没进门。他听见里面有杨燹的嗓音，还有萍萍，他似乎怕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贯是季晓舟的保护者。然而他更惧怕的，倒是那个懦弱的季晓舟。他把请柬悄悄放在了传达室。等他们看了他的音乐会，亲睹了他优异的学习成绩，他们或许能稍稍原谅他的过去。过去……
廖崎是出于特殊原因才登上接兵列车的。绿色的军营使他的外在生活完全变了样，伹他的内心却保持原状。在一群文艺兵里，他觉得自己过分优越了：那些人懂什么艺术呢？懂什么音乐呢？……跻身于这样一群人中，这样一个军宣传队（还挂名“业余”），对他曾设想的前程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一种怀才不遇、委委屈屈的感觉总是陪伴着他。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了不起”。对，就是了不起。他对自己一开始就在人群中居于众星捧月的地位毫不意外，并处之泰然。
到部队不久，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述说他对参军的懊悔。他说音乐拿到这里只有被糟踏，并把乐队每个角色都挨个数落一遍。他说，原先的指挥只会用简谱，指挥姿势象“炒栗子”；小提琴拉出二胡的音色，大提琴象革胡；铜管吵得犹如乡下女人骂街……他们也搞音乐吗？他们不过为这个吵闹的世界再添些噪音。他尤其看不上坐在最后的那把大提琴，那颗头发稀黄的脑袋是个木瓜。一见他那副溜肩膀扛着大提琴到角落里去练习，他就有气，那琴声不管多么微弱都令他捶胸顿足。这个叫季晓舟的人简直和艺术发生了严重误会，他拉琴将引起几方面的痛苦：听的人痛苦，与他搭档的人痛苦，或许最最痛苦的还是他本人，因为他每次拉琴，脸色就象大难临头一样惊惶不安……
不幸的是，他写完的这封信被遗忘在总谱台上，随之在乐队传阅一周，因此把这个宠爱他的集体得罪了。他和他们之间开始产生隔膜，渐渐发展成敌意。
他在初到宣传队头一年就换了三次寝室，谁都受不了他。他需要弹钢琴时对室友们说：“你们最好出去谈话，我得练琴。”而别人练琴时，他又抱怨屋里太响，让人家“最好出去练”。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常常在半夜爬起来，打开灯，对着影子琢磨自己的指挥姿态。所以人们最终一致请他“最好出去”。无人能忍受他的旁若无人和随心所欲。他一怒之下，决心再不与人纠葛，搬进了那个“三角洲”。所谓三角洲是楼梯下那间不足五平米的小房子，顶棚借助楼梯的坡度成四十五度角。如果想在那里躺下必须仔细遵照它的角度，否则额头或身上别的局部都有撞青的危险。这里长期堆放备用的扫帚和拖把，蜘蛛在里面不止是拉网，几乎是在织布了。不过无处容身的“了不起”对此却挺满意。他把里面清理干净，墙壁糊上废谱纸，放进一张小床和那架从家里带来的旧钢琴。门上还贴了八个字：“工作重地，恕不待客。”其实人们不去他的“三角洲”串门倒决非这八个字的缘故。
第二年，乐队添了把中提琴。他从这个外号“赞比亚”的中提琴手身上，发现了不驯服的苗头。杨燹的出现，一开始就使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威胁。
果然，他很快尝到了“赞比亚”的苦头。那是乐队排练一支新曲子。刚奏了前几小节，廖崎用指挥棒狠狠敲了一下总谱台。
“大提琴部分，重来！”所谓“大提琴部分”不过三把琴，他这样叫，是想过大乐团、大指挥家之瘾。
季晓舟知道这一着又是冲自已来的，更加心惊肉跳地掂着琴弓。
“好了。其他人停下。你来一趟！”指挥棒几乎戳到他鼻尖上。
季晓舟毫无把握地拉起来，两眼拼命盯住乐谱。而他刚拉两个音，这位指挥便发了脾气：“谁在陪着他拉？！我是让他一个人拉！”
这时季晓舟才明白方才有位好心人在“陪绑”——坐在远处的杨燹正关切地看着他。他悄悄陪同他，象在黑夜的小巷里搀扶一个胆小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