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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我们的女主角许半夏，在污染了滩涂，断了一村老小生计之后，内心也受到过良心的谴责： 绕场敬酒的时候，许半夏一直下意识地留意着找那个曾经在污染的海滩边数着念珠诅咒“不得往生”的老太太。或许有那么种可能，去年提出赡养孤寡老人而不是小儿，今天提出请老人们参加开业庆典，是因为她许半夏心中时刻回想起那四个字，她并不想否认这个现实。说心中没有敬畏，一点不在意诅咒，那是假的，大约是那时候还没来得及享受担心害怕的味道。但后来想起那天废油污染的海滩上垂死挣扎的水鸟，和后来阳春天气在被塘渣掩盖的污染海涂上随着海鸟一飞冲天的小陈年轻快乐的灵魂，许半夏时时会得心中一沉。她急切想找到那位曾经诅咒过她的老太，想知道老太眼下对待她的态度如何。 见许半夏驻足，旁边的村书记老曹笑着上来解释：“胖子，太婆年纪大了，耳朵背，走路不灵活，但大事情一点不糊涂。知道你做的大好事，她现在天天在家替你在菩萨面前念一段经，保佑你发财利市，长命百岁。”许半夏听了哭笑不得，她想过无数结果，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结果。正在专心吃菜的老太感觉到旁边似乎有人，缓缓转过身来，看见是许半夏，伸出枯槁的手拍拍对比鲜明的许半夏白胖的手，说声“正好”，便掏出一只小巧的黄布袋子，郑重交给许半夏，道：“许老板，我每念一次经，会数一粒米在碗里。听说你要请我们吃饭，我问景阳寺师父讨了一块黄布把米装起来送你，你以后随身带着，保佑你逢凶化吉，大吉大利。” 在小说《不得往生》中，作者阿耐用得到好处的村民的态度转变，构成一种自相矛盾的讽刺，直指在利益面前个人道德准则判断的善变性和趋利性。 欲望的跃升“道德”落实到个人行为的生活场景中，时常是游移而不够坚定的。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不同，实用主义的道德哲学以现实利益导向为基础，也因此在生活场景中，更像是某种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刻意设置的心理说辞。或许只有在他人的口诛笔伐下，道德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调节作用，尽管道德的本意是用来自我约束的信仰。电视剧《风吹半夏》给许半夏强行安插了一个受到惩罚的结尾，这正是道德正确在文艺作品中切实的体现。相比较原著《不得往生》中赤裸的人性剖析与成功的结局，这种改编也突出了舆论风口转向的敏感之处，即过往的越轨行为并不会因为当下的功绩而避免被清算。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的形象，也似乎正在经历着模糊转变的尴尬阶段。在“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年代初期，市场缺乏成熟的法律规则，在分工与交换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然定律下，敢于迈出脚步“下海”的人往往可以抓住时代的红利。 在那个时代，企业家，或者民间俗称的老板，往往能够以敏锐的嗅觉，收集并处理市场中的局部信息，并以个人的商业头脑与决断力抓住新商业机会，开展新商业模式，从而达到对社会资源与资本的整合与再分配，并获取利润。而这样的人的性格，往往胆大、个性强、欲望足、头脑精明，许半夏便是小说家刻画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许多大胆的行为往往都会有法律空白之处。随着《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反垄断法》等法规的出台与修订，市场经济行为的规范化已成为硬性要求，新时代的商人，需要顾及的边界更多、经营成本更高，这也意味着靠迅速抢夺市场而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已近乎消失。 在中国社会，短短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态度经历了一次超越千年历史的转变。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不发达，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农业为立国之本，而士农工商则是常见的社会地位划分。 这一点在《商君书·农战篇》中有明确的体现：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改革开放以来，以往的集体伦理与平均主义被市场经济的个体行为瓦解，人们发展各自的技能从事商贸，提供服务，也因此极大丰富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到我们生活的今天，商人的角色已经从白居易诗句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普遍力量。在此基础上，“企业家”作为“商人”称呼的升级版本登上历史舞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