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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关键词典》曾经在2018年登陆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以“一件或几件作品”为名展出了其部分材料），其整体是以从A到Z的东南亚文化词条构成的作品集合，其中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关键词，并以之为主题搜集相应的影像和其他素材，发展出该词条的内在阐释。这些词条当中也有彼此的关联，比如T与W分别代表老虎（Tiger）与虎人（Weretiger）。 何子彦以此继续延伸出一些关键的独立影像作品，如《两只或三只老虎》（2 or 3 Tigers，2015）、《一只或几只老虎》（One or Several Tigers，2017）等等。老虎和虎人回应的是马来西亚虎、山下奉文（曾经奇袭占领新加坡，被称为马来之虎的日军大将）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等于新马地区相关的殖民历史议题。 《无名》与《名字》也以类似方式索引到《东南亚关键词典》中的词条，分别对应L与G。L就是莱特（Lai Teck），即《无名》与《神秘莱特》等作品中的主人公；而G（Ghostwriter）则是美国官方虚构出的共产党研究专家吉恩·汉拉汗（Gene Z.Hanrahan），曾撰写过《马来西亚的共产主义斗争》（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1954），何子彦以好莱坞电影里作家创作的打字画面，组接起这位美国冷战时期为出版反共书目而虚构出来的作家、学者或幽灵写手。 一个是确实存在但不具名的隐晦存在，一个是不存在但名副其实的空虚幻影。何子彦以相同的方法创作《无名》与《名字》，将其作为历史的反正面，继而以双面投影的方式关联这一逻辑——莱特与吉恩·汉拉汗在这种装置性的重合中，组成一个完整但互不相容的身体。 《东南亚关键词典》的词条影像数据库带给人的是一种与浩瀚并存的震撼，因为它有着一种绝对的链接能力，具备一种多样的生成。种种迹象表明，何子彦的数据狂热充满了冷静的逻辑，素材的选择都绝非任意。比如以《无名》而言，选择梁朝伟的电影，不但是因为他作为大众明星符号的存在，也是因为其角色与莱特的一种跨越时间、地理和文化的可综合性——除此之外，更是因为梁朝伟本人可以归入L词条，他的名字Tony Leung（如果姓名顺序反过来）正好对应着那位神秘的莱特（Lai Teck）。 何子彦以既得影像（found footage）制作电影的方式源自一种档案热（archive fever），法国导演阿伦·雷乃曾经在半个多世纪前试图制作一部完全由其他影片中的片段构成的电影（类似本雅明想要创作的纯引文着作），但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梦想。多年之后，数字格式和编辑软件的兴起，尤其是装置影像和视频论文越来越热的当下，这种“引文电影”或“数据库电影”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最典型的一部自然是克里斯蒂安·麦克雷制作的《钟表》（TheClock），他在电影史的文本中剪辑出相应的钟表镜头，组合出24小时的影像，在循环放映中，银幕上的每一个时间都与现实时间重合。 但《无名》的创作基于一种人物虚构叙事的立场，更接近越南影像艺术家阮纯诗（Nguyen Trinh Thi）的《十一个男人》（Eleven Men，2016），后者或许受到了《无名》的直接影响：阮纯诗以卡夫卡的《十一个儿子》为蓝本，将故事中的儿子改成了男人，以越南女演员阮如琼（Nhu Quynh）的叙述为线索，将十一部越南本土电影（也是她曾经出演过的电影）中的男性形象进行了混剪，其中就包括《三轮车夫》中的梁朝伟。 这两部标准的“现成品电影”拥有梁朝伟这个历史交集，证明他之于泛亚洲电影及文化史上近乎无可超越的记忆位置。这两部影片虽然属于“影像艺术”，但与电影有着颇多的记忆交集和相互引照——以程耳的风格美学来说，他和他的创作团队不大可能没看过《无名》，也大概率受到何子彦《无名》的启发，这或许是他决意找 而梁朝伟的存在，如何子彦版《无名》中的陈述，是“宛如水中之水”，既有无中生有的能力，也承接着一种影像生产的交互动能。换句话说，是梁朝伟的存在推动了何子彦版《无名》的创作，而何子彦版本中的梁朝伟，又反过来影响了程耳电影的生产并生产这部新片中的梁朝伟。但这种历史正序也构造出另一种已然在此的逆序：由于新版《无名》启用了梁朝伟且构造了一个1930年代的间谍故事，也意味着它可以无缝地回到何子彦《无名》的序列，无论是作为补充还是材料替换，这也会让何子彦的《无名》更为完整和直观。 当然，《无名》的绝对完整态是不存在的，就像梁朝伟的影像无论如何扩充也无法还原莱特的幽灵。这种“无法完成”正是影像自发的产能动力，就像宇宙概念的《东南亚关键词典》一样，它的框架化已经变得明晰，但其文本收藏注定会永远延续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