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个性中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富幽默感，而且始终十分犀利，有时还不缺乏讽刺挖苦之意。碰到了恶意的批评，他就不无诙谐的议论上几句，要是换上别人，很可能会愤愤不平，为之动怒。在犹太笑话和轶事方面，弗洛伊德有着十分丰富的知识，他喜欢用它使自己的论证更加鲜明有力。
一八九一年，弗洛伊德全家搬到贝尔加泽街十九号（仍在维也纳市），他在那儿一直住到一九三八年。一九〇八年，弗洛伊德在他住的那一层又得到一套房间，共有三室，后来，他把这套房间与原来的连通起来。弗洛伊德有几个房间，里面摆满了——或者不妨说到处摊着他收集的文物古器，特别是那些希腊、埃及的古董；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他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他对考古发掘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
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发展
1902年，弗洛伊德邀请几位年轻的同事和学生定期碰头，对他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进行探讨。他们谦虚地称这个小团体为“星期三心理学研究组”，后来该组发展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协会”。在这些人当中现在还有知道的两位，他们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威廉?斯泰克尔。在《梦的解析》发表以后的五年中，弗洛伊德很少写作，但是在他一九〇四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可能是他流传最广的一本著作。这本书探讨了种种有缺陷的心理作用，比如遗忘、失言、笔误、错放东西等等。弗洛伊德在书中作出的结论，现在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他的其他所有理论都没有达到这一步。这本书对于决定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书中所揭示的许多看似偶然、毫无意义的行为，以及许多简单地归结为“自由意志”的举动，实际上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隐秘而矛盾的愿望所驱使的。
次年，即一九〇五年，他发表了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篇幅较长，一般称之为《多拉的分析》，弗洛伊德在书中详尽的阐述了如何用梦的解释去揭示并治疗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这是我们认识弗洛伊德的技术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本是《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他在这本书中透彻的研究了无意识动机能够间接表现出来的许多方式。
这一年里，他还出版了一本最有争议的论著：《性学三论》。里面新奇而又耸人听闻的地方，这是他对幼儿性作用的全面描述，他把成人性变态解释成是幼儿性作用的畸形产物。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本的引人注目的书。他不但引人注目，而且还给人们极大的愤慨，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和嘲笑。弗洛伊德在各国科学界顿时成了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遇到了只有最伟大的先驱者才会遭受的种种辱骂和攻击。但是，无论那些批评有多么刻毒，他从来不予回答。他唯一发表的为自己观点辩护的著作，是《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九〇六年），这本书主要是区分他的理论和阿德勒、荣格等提出的对立理论之间的基本差别。对于其他问题，他的回答就像查尔斯?达尔文一样：继续发表新的证据。
一九〇六年，著名的历史精神分析学家欧根?布洛伊勒和卡尔?荣格，以及他们的一些学生宣布，他们赞同弗洛伊德的方法结论。除了英国医生欧内斯特?琼斯以外，他们是第一批支持弗洛伊德的非维也纳人。一九〇八年四月，荣格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会议地点在萨尔茨堡。两年以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半个世纪以来，这个组织已有30多个分会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当时，出席第一届代表大会的有四十二名代表，其中包括卡尔?亚伯拉罕，布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匈牙利同事桑多?费伦茨，荣格和欧内斯特?琼斯本人。委员会的职责是在事务管理问题上向弗洛伊德提出建议并提供帮助，同时也在他和外界攻击他的人之间形成一道屏障。
早在一八八五年弗洛伊德就在维也纳大学当过临时聘任讲师，这样他能在那里开设一些非正式的讲座。一九二年他被特聘为教授，一九二〇年时他当上了正式教授，然而他在教授会议上却没有席位，也没有别的什么特权。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正式的教职。
精神分析学在非医学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