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差不多肯定，唐站长就是在火车站救我的人。唐站长一出现，我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蛋：为什么要去嫉妒孙煤？那些眼泪实在淌得冤死了。徐北方跟谁好就跟谁好，我干吗要难受？他跟孙煤私下里手拉手，就惹得我那样想不开，淌了那么多眼泪，真活该。
说真的，当时唐站长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火车站富有传奇色彩的邂逅改变了我的命运。从那开始，我朝思暮想地要当兵。我认为军人是正义的使者，能对邪恶与***那样满不在乎的只有军人。人们都敬畏军人，不论好人坏人都怕他，而被人怕着该有多了不起。反正，从此我脑子整天转念头，想当兵。
我不知凭哪点认为唐站长很像那个军人。其实我一点也想不起那军人的模样，但我感到唐站长像。我武断地认为唐站长像我心目中的军人，同时又觉得记忆中那点依据靠不住，当时我就这样矛盾。
那天夜里，我们被兵站的车拖回洛桑。因为唐站长接到电报，下半夜有暴风雪，我们不可能继续前进。这样，演出队被一座雪山、一场风雪劈成两半，大部分人在洛桑小站住下来，等待雪住。
我们锣齐鼓不齐地为洛桑兵站演出，说实话，演得糟透了。一个舞蹈缺人，就让徐北方顶替。结果他把一颗造型逼真的海绵手榴弹扔到观众里去了。观众起先大惊，但很快照准他扔回来。动作因此乱了套，好端端个集体舞，搞得像打群架。刘队长只好在幕后喊“一二三四”，统一节拍。节拍不知怎么慢下来，音乐一个劲出怪腔。原来这个兵站自己发电，一台小马达不胜其累，所以录音机速度不对了，曲子沉重得像哀乐，舞蹈动作也成了电影慢镜头。一个舞蹈跳了半个钟头，大伙简直像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辛苦。
在洛桑兵站住了三天，我和唐站长仍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相认，相反，他连正眼都不对我瞧。演出在饭堂里，演员和观众面对面。唐站长坐头一排，一到女演员跳舞他就显得坐立不安；我动作优美，感情奔放，反而搞得他头也不敢抬。但我越来越觉得他像。他天天衔着哨子指挥车队进站，骄傲地挥着小旗，每当这时我从他身边走过，就冲动得不得了，认为他忘了我是不对的。有时我真想来个干脆的：先让他把我看个仔细，然后谴责他那坏透了的记性。但我没这么干。我不是干那种勇敢事的料。我窝窝囊囊地走近他，心里像有人放“二踢脚”，没等和他照面，我就悄悄溜了；事到临头，我忽然对这事一点把握也没有。
有一天我们一帮女兵替兵站劈柴。原先柴场有专职劈柴的战士，见这么多女兵来抢斧子，顿时溃不成军地散开了。我刚劈一下就拔不出斧子，唐站长正好走过，便替我拔，一边说：“小同志精神可嘉。”我张口结舌地傻笑，事后为这副傻样我直想扇自己耳光。他走了，什么也没发生，我倒在几秒中里经历了一场死去活来。
后来……就是在洛桑的最后一天，我们赶上了当地的跑马节。兵站山后是片草地，藏民们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牛铃声遥相呼应，男人女人很原始地吼着，草地上挤满花花绿绿的帐篷。真奇怪。这个寥无人烟的地方，一下子不知打哪儿冒出这么些大活人。
我想不起当时怎么产生那股奇怪的兴致，钻到一顶帐篷里去了。我一进去立刻被按住。是个老人，又固执又热情，又慈祥又凶狠的老人。老人嘴里一颗牙也没有，脸上一根眉毛也没有，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就这样一位老人按住我，要煮茶厚待我。帐篷里充满又膻又香的热气，老人将袍子上半身脱下去。我大吃一惊：两只皱巴巴的Rx房在我眼前乱晃，我原以为这是个老爹哩！
老奶奶很想跟我交谈，但她的话我句句不懂。她失望一会儿，突然用汉语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惰大”来，边唱边得意地点头，表示终于找到一种沟通方式。她在歌里加进他们民族独特的颤音，使这歌变得好听起来。
这时帐篷里闯进一个姑娘，背上还驮着个小男孩。这男孩约十岁，一下地就满地打滚。老奶奶不唱了，脸上露出愚蠢的爱怜。
“得去叫医生！你们这里的医生呢？门巴？”
姑娘说：“我们没得门巴。”她用生硬的汉语说。我见男孩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白斑，估计他是让蛔虫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