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进行李袋的最后一样东西是《马可·波罗游记》。要不要随身带上这本书花了我很长时间考虑，所以我成了最后一个上到甲板的士兵。有人建议我带上：我们是去北京保卫公使馆，要跟义和团真刀真枪地干，随时可能没命，贵重的东西一定要带上，这是你最后读它的机会；若是不幸中的万幸，你被那些拳民砍了，又没砍死，待在医院治疗养伤时更得看。反对带的也有道理：又不是去旅行，哪有时间看书，你以为你是西摩尔长官？玩命的事你都不专心，还想着看书，真是作死；真打起来，命都守不住，一本破书早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我最后决定带着，生死有命，不多一本书。
海风吹着也不凉快，大家撸起袖子和裤腿，让身体尽可能露出来。他们摩拳擦掌，不是因为要打仗，而是终于可以上岸遛遛了，整天圈在船上的确能让人发疯。我身后没人，空间足够放下行李袋，我靠着行李袋坐下。有点累。下午刚从岸上回来。请了假的。我把哥哥寄来的最后五根马尼拉方头雪茄孝敬给了长官，这是第四次。每次五根。也是哥哥教的，他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能一次便宜了那些龟孙子。憋不住了就拿出五根。我不抽烟，但我必须到处跑，哥哥知道，我来中国就是干这个的。能多看一英尺运河我就多看一英尺。
为了能到处跑，除了可以出入中国本土的护照，我费尽心力，把需要疏通的关卡都解决了。上帝保佑，顶头长官是个烟鬼，要不，他随便咳嗽一声，我铁定下不去军舰。不过我也明白，给他好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是老乡，他家住维罗纳郊区。虽然大老远的路都跑了，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但他确实没去过离他老家只有三十英里的朱丽叶家。他很少有机会进城。他以乡下人的好奇让我把朱丽叶家的每个角落都说了一遍。当我转而以乡下人的谦卑向他请假，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每次都开心地答应了。他们都羡慕我。
照说一个水兵，不好好在船上待着，隔三岔五往岸上跑，是有点不像话。没办法，我就想下船。我又不想像他们那样，整天盯着上头的脸色，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弄得像军姿一样整齐，以便取悦长官，噌噌噌地往上爬。我对他们说，中国有句话，无欲则刚，说的就是我。开头我这么说还挺坦荡，后来说完了就暗自脸红。哪是无欲，我是有想法了才出去的。往军舰和驻地附近跑，当然也是有想法，但我不脸红，像马可·波罗一样好好看看中国的锦绣河山，多他妈阳春白雪啊；但是现在，最近这四次，我是去看一个中国姑娘。秦如玉。汉字真是美妙，半夜里睡不着，我把这三个字在喉咙和舌尖、舌面上颠来倒去，为了防止不小心说出声，我咬紧牙关。一个朝思暮想的名字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不比背负一座维苏威火山更轻松。我真想把这三个字抱在怀里。
这两天我就是在秦如玉身边度过的，大部分时间是远远地看着，极少一阵子能近距离感受到她的体温，闻一闻她经过我旁边时衣裙带起的香风。她每天只做一件事，给纸上的娃娃、莲花和大鲤鱼上色。他们家做杨柳青年画。她画娃娃，大卫·布朗画她，我以看大卫画画的名义看她：既看大卫画里的她，更看正在画画的她。过去我一直认为大卫可以成为英国最伟大的画家，现在我要有所保留，他画的如玉绝对没有站在门子前给宣纸上扎着小辫儿的胖娃娃傅粉的如玉好看。千真万确。但我不会直白地告诉大卫，我依然对着他画的如玉竖大拇指，画得好，跟真人一样，漂亮。免得他一犯小心眼，下次不带我来了，或者干脆换个地方写生。我当然也可以单独来，可是来了我说什么呢？总不能说为看你来的。这句中国话我也真不会说。如玉的父亲不会允许一个专看他女儿的外国人到他们家，他对外国人还是隐隐持有敌意。大卫是我的借口，大卫也是我翻译，他懂一点中文，起码吃喝拉撒基本的日常交流没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英国人是天才，只要他想干，没什么事干不成。地球人都知道汉语最难学，他只在塘沽待了半年，就可以自如地跟中国人打交道了。那时候他刚到中国，临时调做英国舰队高官的勤务兵，住到了外国人扎堆的塘沽城。他跟中国人交往的机会应该不多，但对一个语言天才，这个时间足够了。
头一次见到如玉，也是在大卫的画上。他问我，漂亮不？我说漂亮，看这眉眼这鼻子这嘴这手和脖子。如玉在白河里漂洗衣服的姿势都好看，侧身半蹲，衣服在水中画出了一个中国太极的圆圈来。大卫说，我问的是画漂亮不。我说，当然漂亮。你的画一直都漂亮。马屁拍得这么响，又有啥想法？没啥想法，我说，就干夸，无功利。大卫说，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我想了想，还真是，四年前在威尼斯我就这么夸过他。一个字都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