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清甜的空气中浮动着春天独特的生机，郊原上的绿草生长得很茂盛，野甸上的杂花完全盛开了。黄昏时的天空柔和地将淡金色的薄纱蒙向地面，玉米田边流淌的溪水白亮亮的，放学的孩子们在石板路上玩闹，脸上都泛着一层毛茸茸的光。小兰穿着嫩绿色的校服，和杨树抽的新枝一个颜色。她和伙伴们连起排来，说笑着往家里走去。金铃悄悄凑近，对小兰说：“你还打算去上海读书吗？”小兰听了这话，眼睛定定地看向地面：“嗯，我妈叫我去。”金铃其实有意劝她别去，话在嘴里绕了一圈，只是失望地说：“我们都舍不得你走。”小兰压着心事，叹了口气也不搭话。转过路口，她就告别同伴向家里走去。
她面帶忧愁地走进居民楼，慢慢吞吞地爬上楼梯，此时她多么喜爱这长长的楼梯！这新房子是去年姨妈出钱替他们买下的。原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没有楼梯，炉灶和水池就搭在屋外，旁边堆满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的油盐酱醋，还有旧鞋、废报纸。想到姨妈，她又觉得难以跟母亲开口，心里泛起飘忽忽的伤感。但等她一站在家门口，她完全清醒了，一刻钟前那些纷乱的想法远去了。她设法鼓舞自己，此刻，她完全变成一个坦坦荡荡的人了。
小兰下了决心走进家门，趁着一股子勇气问：“妈妈，我一定要考上海的大学吗？”母亲瞪着她，把脸沉下了，说：“这话说过几次了，你得去，将来你会有好的一日。”小兰有些泄气了，又恼烦地小声说：“我今天问过金铃了，还有其他同学，他们都留在这里……妈妈，我也可以留下吗？”听到这话，母亲不愿说话了，气闷地咬着嘴唇，随手乱翻桌上的晚报。过了许久，她渐渐平静下来。小兰一点儿也没有发脾气，早就进屋读书去了。母亲把小兰招呼过来，抑制住心里的忧伤，把家里从前的经历向小兰讲述了一遍：她的母亲是从上海插队到农村的，后来嫁给了本地人，生了两个女儿。虽然本来是一家，大女儿——小兰的姨妈却在很小的时候就享受政策回到上海落户，在外祖那里长大。而小女儿——她自己在乡下跟父母一起生活。她年轻时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她的母亲劝她去上海读大学、嫁给上海人，她一句也不听，还是嫁给了一个本地男人。偶尔在过节或过年时看到姐姐回来，还客气得跟见到客人似的。
后来她唯一一次去上海看望姐姐，那完全像一个梦中的回忆。她的姐姐请她在思南路吃饭，有外国女人在隔壁桌高声谈笑。她直直地望着人行道上来往的太太小姐们，她们穿着很讲究的时装，撑着花阳伞慢悠悠地走着。上海的街道永远是繁华的，无数的人和汽车挤来挤去，商店和百货大楼的饰窗整晚亮着辉煌的灯光，这些使她成日提心吊胆，住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
她自以为安心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不埋怨她的母亲和姐姐，仿佛这是龙王爷发的大水，能够怪谁呢？但这一刻，说着说着，她感到无限心酸，收不住地流泪。她想到她的母亲如何送姐姐去上海，而她的生活比起姐姐的是怎样艰苦，小兰在自己身边长到十八岁，又是多么不容易！她泪流满面，说：“小兰，你一定要考到上海！”母亲这一番话，竭力地把自己一生的期盼落在小兰身上。小兰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沉重的感情，她的心战栗着，庄严地感到自己也是个大人了。于是，她坚定地望着母亲：“妈妈！我一定考上！”父亲在家里常常听这类没有意思的话，面色惨白惨白的。他一早悄悄下了楼，躲开这连哭带吵的声音到街上去了。
小兰高考的时候，学校一早安排了车辆把考生统一送去省里的考点了。于是母亲除了下厨房就无事可忙了，白白地坐着。
没过几天，学校发下来志愿表，家里人怀着急切的心情，终日聚在桌前谈话。起初谈的是上海的哪所大学有名气，哪个专业就业好，后来心里想着分数线也许太高，因而全部推翻，重新把学校选低一个档次。小兰偶尔抬起头东瞧瞧西望望，看样子，她心里早已清楚事情会如何发展。小兰太年轻了，想不到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所以家人替她拿主意，她也怀着平常的态度，觉得应当如此。她看见过什么好学校的信息，或者同学提过的，偶尔也会贸然提一句。家里人你一言，我一语，小兰便被批判得没主意了，往往懊恼着反悔，不愿再参与了。大多数时间，她只是坐在旁边，忧烦自己究竟能不能考上上海的大学，倘若考上了，姨妈肯不肯收留自己。又谈了几天话，母亲决定正式填写了，那几天她都庄重地坐在桌子旁边用功。到了第七天，母亲终于把反复商讨后敲定的学校名字一个个仔细地誊写到方框里，竭力把字写得端正。小兰最后上交的表格非常整洁，好像家中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纷争，母亲也并没有为此花费多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