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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再起时》，也是许冠文电影生涯的「风再起时」。 作为「冷面笑匠」，自九十年代减产后走到这部电影，许冠文其实早就不笑，不逗了，彻底剩了一副「冷面」，也才展示出他拥有令人惊叹的角色跨度与表演层次。
他演七十年代刚成立时的廉政公署主将李子超，从直接驳斥「礼尚往来」为「礼崩乐坏」，到影片最后，面对相互勾结、袒护的贪腐利益各方，平静但慷慨地作出一番演说，把对本土现状的痛心疾首以及满腹深情，融入到腔调里的暗涌中，成了电影点睛的华彩。 可谓是，面冷，心热。 导演翁子光在接受「后浪电影」采访时说，那段话，重点不在于深度，在于概括性，而其实概括性本来并不需要，毕竟电影已有隐隐表达，但是许冠文的表演，没有办法抗拒，甚至没有办法评价。 许冠文是他父亲的第一位偶像，在他心里，这位演员承载着香港电影美好的回忆和想象，令人一想起就无比亲切。 那亲切，哪怕不在香港，也有香港，或者说本土的、原生的亲切，即便之于香港以外的观众。 好比说他在台湾拍的电影《一路顺风》，导演钟孟宏就是他的影迷。 许冠文在片中饰演一位留在那边二十五年的香港人，以开出租车维持生计。车子很老，就跟主人一样，被生活与年月磨掉了光泽，那为了免遭客人嫌弃，老许就选择夜班，大灯一照，先把破败老态藏匿片刻，人被「骗」上车了，也不好意思下去。 是这样的草根状态，窘迫，困顿，比《风再起时》稍微多出的一些笑料，源自角色本身令人回想得起七八十年代升斗市民的狡黠、计较，以及更大层面的无奈、悲戚。 整体来看，即便不是完全脱离喜剧色彩的表演，也起码是在趋近。因此听他讲故事，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哪怕再淡，再轻，一字一句都会掺着玻璃渣子，让人咽下去，连水都不带一口。 尤其是意外见证杀戮事件后，他在车尾箱惊魂未定地跟纳豆说起自己那天生日，带妻儿岳母去尝心心念念的好吃的小笼包，结果车子并不好停，等到终于赶去餐馆会合时，却得到两个女人的冷嘲热讽，非但没有给他打包，反而说要打车走。 「我是开计程车的嘛。」 不可置信的悲哀被艳俗的红绿灯光晃着，有了一些怪诞的况味。听他感谢纳豆，因为这经历让他决定了，今天要是还活着，明天就去吃小笼包，那到电影结尾，真的出现了小笼包，而故事也停在了恍然的那一刻，老许的故事，就格外地动人、感伤起来。 他像极了每个人难免秋凉时的自己，拼死拼活，每天带回家两百多块，赚不到，就再补贴上去，动作成了常规，但以为成了家，定了居，拥有的会越来越多，没想到正好相反，可此时此地，就连失意，都不知该往哪里失。 空空然的心境被他演绎出来，完全没有信服度方面的问题。在许冠文后期，即现下的职业生涯里，跳脱喜剧的表演，成就了另一种出色。 我们知道，许冠文最被认可的是喜剧，所谓「喜剧大师」，自然不是浪得虚名。只不过他之所以能演好喜剧，也跟他的喜剧风格有关，即他走的并非特别夸张的路线，甚至如今一反搞笑常态，板正、荒唐、皮笑肉不笑。他自己是觉得不搞笑的，但是观众笑了。 可笑完之后，就会叹息，会作痛，因为那些反差笑料背后，没有任何一个包袱是堪称「搞笑」的。不是效果设置不佳，而是那都戳着生活残酷的本质，也就是说，他几乎是在底层本身的痛苦上进行观察和表演，要用共鸣来换取一些突破寻常喜剧的豁口。 于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了从许冠文的表演，或者说，从他戏里戏外「难分真与假」的故事里，对照自己在凉薄现状里的位置。 如果说在拍戏阶段的早期，他抬高了香港喜剧甚至喜剧本身的标准，那么在后期，他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用非喜剧，来呼应喜剧的本质。 而这悲剧性，可以数算到他捉襟见肘的童年。 一直到念大三，因为长期兼顾家庭补贴，学费实在交不起了，正巧那时候TVB开办，弟弟许冠杰就帮他牵了总经理科林·本德尔的线，对方给他六个月时间策划中学校际问答比赛，结果当天晚上，他就找了后来成为太太的同学郑洁英帮忙打字，第二天就提交了，换来六十年代末3000元的高薪，也得到了入行机会。 实际上，做演员，许冠文的父亲并不认同，因为觉得，那就是当「戏子佬」，接近于当妓女，是顶下作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