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烩(4)

　　最后——我能说什么?我在电话里对她说我没钱买什么收音机。我在信里也这么说了，这样她就会相信和理解。我没钱买什么收音机，正是我在信里写的。我说，我不能比我现在所做的再多做什么了。这些都是我的原话。

　　但这不那么真实！我可以做得更多。我却说我不能。我可以给她买的台收音机，它能花我多少钱呢？35元?40或40元左右，包括上税。我可以给她寄一台收音机去。如果我不想太麻烦，也可以让商店的人寄去。要不然，我还可以给她一张40元的支票，顺便附一纸说明：妈妈，这是给你买收音机的。

　　不管怎么说我都可以做到的。40元——你是在开玩笑吗？但我没有。我舍不得。这似乎牵涉到一个原则。至少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这里有个原则。

　　哈。

　　后来怎么样了呢?她死了。她从食品店出来往家走，提着买回来的食物回她的住处，她掉进什么人的灌木丛里就死了。

　　我乘飞机去那边安排后事。她还在验尸所，她们把她的钱包和她买的食物放在办公室的桌子后面。她们递给我钱包时，我没好打开看。她从食品店里买的东西是一大瓶梅特穆西尔酒，两只袖子，一桶松软的乳酪，一盒脱酸乳，一些土豆和洋葱，还有一包已经变色的肉。

　　孩子！我看见这些东西就哭了。我没法不哭。我就没想止住眼泪。在桌边工作的那位妇人很是困窘，她给我端来一杯水。他们给我一只袋子装我母亲买的食品，另给我一只袋子装她私人的遗物——她的钱包和一副假牙。后来，我把那副假牙放在我的大衣兜里，开着一辆租来的车，把它送给了殡仪馆的某个人。

　　阿曼达厨房里的灯正亮着。那盏灯非常明亮，倾泻到外面那些树叶上。没准她和我一样，也感到害怕了。没准把那盏灯当长明灯留着。要不，她没准也醒着，坐在厨房的桌前，在灯下给我写信。阿曼达正在给我写信，无论如何，当这一天真正开始的时候，她就会把它放在我的手里。

　　想想看，自我们认识以来，我从没得过她一封信。自我们陷入情网这么长时间以来——六个月，八个月——我还没见过一小张她的笔迹。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能读书写字。

　　我想她会的。当然，她会。她谈论书对不对?这当然没什么关系。不过，我想，也有一点关系。无论如何我还是爱她，对不对？

　　不过，我也从没给她写过什么。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交谈，要不就面对面谈话。

　　莫莉可是个写信老手。我们不住一起以后，她还给我写信呢。维基从信箱里把她的信取回来，一言不发地放在餐桌上。最后信减少了，越来越少，也越发奇异。她一写信，就让我不寒而栗。满纸谈的都是“先兆”和“征兆”之类。有时她还报告说，有一个声音告诉她她该做什么事或该去什么地方。有一次她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来往频仍”。她说，她总能确切地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她永远会“对我面露喜色”。读着她的信，我后颈上的头发都会热辣辣的。她还有个新词以代替命运：羯磨。“我正在贯彻我的羯磨，”她写道。“你的羯磨轮到恶运了。”

　　我想去睡觉，不过.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不久就需起床了。再过一会儿维基的闹钟就要响了。我希望我能上楼去，回到床上和我妻子躺在一起，告诉她我很抱歉，这是个错误，让我们忘掉这一切——然后睡，醒来时怀里揽着她。但我已丧失了这个权利。我现在完全出来了，我不能再进去！但假如我这么做了，假如我上了楼，像平时那样，溜到维基的床上，会怎么样。她可能会醒来，叫道，你这杂种，看你敢碰我，婊子养的。

　　算是这样，她会说什么？我不会碰她。我不会那样的，不会。

　　我离开莫莉，抛弃她大约两个月以后，莫莉就那么骂过我。她那时真的病倒了，那场病一直在恶化。她姐姐要求她得到她所需要的照顾。我能说什么呢？他们把她带走了。他们说，他们只能这样。他们把我妻子带走了。我那时和维基住在一起，正试图戒掉威士忌。我不能为莫莉做什么。我的意见是，她在那儿，我在这儿，如果我想把她从那地方带来也做不到。但，事实上是我也不想这么做。他们说，她就呆在那儿，因为她需要呆在那儿。没人说什么命运的事。事情已超出了命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