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2章 二十一世纪的对话）(15)

　　大江：我很关注你的小说《红高粱》，那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红高粱》的英文译本，是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吧，出版的时候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出现了很多书评。那边的评论说《红高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日本也有同样的评论，说这是魔术般的现实主义。比如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拉美作家把潜伏在现实中的多种多样的侧面原样表现，或是描写能够自由飞越现实的人们。《红高粱》不但超越了历史，而且魔幻现实主义特有的那些贯穿国家和民族的要素以及其他全部要素也都有。我最有感触的是，第一章和第二章里有刚才说到的那种形象的飞跃和假想，也可以说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然后进入第三章和第四章，小说的表现逐渐深入，还表现出很多其他的东西。这部很复杂的小说，在进入这一章以后却变得那么安静。然后就开始表现人的复杂和深度。作为成熟的小说家，有这样从第一章开始写到第三第四第五章、渐渐加厚的写法。不过你作为天才的年轻作家，到那时为止的短篇小说大师，可以说是通过《红高粱》加深了自己的厚度，并且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身为作家，我对你作为作家的创造方式深有感触。《红高粱》是怎样写成的呢？还想请你讲讲它和现在中国的联系。

　　莫言：《红高粱》是1984年冬天写的，当时我在军校的艺术院校里学习，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的。之所以写这部作品有一些偶然性。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一些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二十八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的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我当时站起来发言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我没有听过放枪但我听过放鞭炮；我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鸡；我没有亲手跟敌人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进化过程中很愚昧的现象，这种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我的发言完了以后，有的老作家说我口出狂言，怎么能写得好呢？于是我就开始写，没用一个星期就写完了。在落笔之前我确实很费心地斟酌了一番，“***”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当时的小说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注重描写从战前动员开始到一场战争的胜利为止这一过程，如果写得很逼真这个小说就会成功。我们这批新的小说家如果再这样写，就不会有什么意义。战争无非是小说家借用的一个外壳，小说家应该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这个环境中感情发生的变化。在考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我的家乡曾经存在过的那片高粱地。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天经常下雨，每年都会洪水成灾，种矮秆庄稼要被淹死，所以只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很高不会受影响。而且当时地广人稀，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出了村子就是高粱地，一眼望不到边沿。人们把高粱地作为舞台，在那里边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后来很多评论家说，在我的小说里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民族精神。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为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是封闭的，西方文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作家出现，出现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们是不知道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学被翻译介绍进来，我们有两三年的疯狂阅读时期，来自西方文学的影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知不觉的就把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了。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的《红高粱》系列作品没有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因为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我是1986年春天才看到的，我写《红高粱》则是在1985年的冬天，我在写到第三部的时候才看到《百年孤独》。当时感到很遗憾，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儿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假如我在动笔之前看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品，《红高粱》系列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我之所以在八十年代要写这么一部小说，或者说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之所以在中国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恰好是因为这部作品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中国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饱受压抑之后，《红高粱》恰好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也是一种撞大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