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顾我的文学生涯，从早期的写作起，我就把小说的舞台放在了位于日本列岛之一的四国岛中央、紧邻四国山脉分水岭北侧深邃的森林山谷里的那个小村落。我从生养我的村庄开始写起，最初，只能说是年轻作家头脑中的预感机能在起作用，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将会成为自己小说中一个大系列的一部分。
这就是那篇题为《饲育》的短篇小说。太平洋战争末期，前来空袭日本的美军飞行员因为飞机被击落，落到了村庄四周的森林里，成为村民(主要是农民)们的俘虏。这便是故事的开端。
根据通常的看法，至少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空军里还没有黑人飞行员。所以，我的依据只能是少年时代村落里流传的“新的民间传说”。据说，在九州(四国旁边的一个很大的岛屿)的山地里，一个从轰炸机跳伞下来的黑人士兵被农民们杀死了。事实是否如此呢？这是值得怀疑的，但这些流言作为民间传说式的叙事，却是具有其真实性的。
在小说里，那个黑人渐渐成了村民们特别是村里的少年们狄俄尼索斯神话般的崇拜对象。少年们充满了节日般的昂奋，而高xdx潮则是黑人被杀害的悲剧来临。想像力在这里所展开的，与其说是民间传说式的，倒不如更应该说是神话式的内容。同样内容的民间传说，原本就会在世界各地同时流传。
这个短篇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首先是它属于我的文学母题系列之一：“太平洋战争时期一个少年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社会里的体验”。但是，比这更具根本性意义的，则是这个短篇所描写的想像世界里的“结构”与“场所”。
这个场所的地形学特征，确实与养育了我的山谷里的村庄很相似，但是，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写作这个短篇开始，故乡的风景开始退隐，而小说里的地形则变成了前景。
我那个位于四国山谷里的现实的村庄，由于这个短篇的写作而被“无化”了。对于我来说，此后，在传说和神话的结构里，惟有小说描写的想像世界鲜活而真实地存在着。
(二)
《饲育》之后，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在我以前谈过的所谓转换的意义上，我认为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自己处于半自觉状态。之所以说是半自觉，是因为对于编织到地方民间传说中的当地“历史”，我还没有什么自觉的认识。在《饲育》中，突然闯进村子里的是肤色与日本人迥异的敌国士兵，这个人物，作为村落“外部”的人，得到了彻底的寓言式表现。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则是在都市的空袭中逃生，从疏散村子来的感化院里的一群少年。
他们到达村子的时候，正碰上一股不大的洪水把村子和下游的市、镇隔断，而且疫病也开始流行，至少村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里的洪水和疫病，显然是战争的隐喻，但实际上在小说写作期间我并没有意识到。
村民们害怕疫病，暂时逃离了村子。当惟一一条和村外世界连接的狭窄小道也被封锁之后，少年们发现，只有他们自己是继续存留在这森林山谷里的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开小差藏在森林里的青年士兵，因发病而被抛弃的少女以及当时自己的国家已被日本吞并，作为朝鲜人的国家已被剥夺，但在日本社会中又被歧视的旅日朝鲜少年。总之，他们都是被日本社会挤压出去的一群。
于是，少年们主动接收了这个“场所”，决心负起责任。从村民们整体逃亡到重新返回村庄，对他们认为是乘其不在毁坏了村子的少年们进行审判为止，所谓的乡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在这里，少年们首先发现的是地形学的结构。
大雪飘飘，野鸟从森林飞落到村里，森林也因此作为地形学结构的一个环节，和少年们产生了关联。少年们举行了狩猎活动、猎物纪念庆典。他们和缠绕着这片土地地形学意义的新神话的诞生直面相逢。
我将疏散到山村后立刻被村人们遗弃的感化院里的一名少年赋予第一人称“我”，从他的视点开始这部小说的写作。山村“场所”在“外来者”的视域里被重新发现，而作为作者的我，则是在这样的“场所”内部长大成人之后走向城市，接受了能够写作小说的教育。小说作者和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因与“场所”的关联分成的内、外两重性，后来也反复出现在我的小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