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散文排行榜（全文在线阅读） > 大雁情
到了一定岁数的人，谈到人生的经历与经验，总爱用阅人无数来形容。想想自己从北京郊区农场，走入京城二十载，成长为知名的作家、媒体人，除了自己的努力、家庭的支持，更多的是在不同的时期得益于不同老师的帮助。
一九八三年，我在上高中时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那一年，我中考失败，在重点中学、师范学校录取无望的情况下，我把希望放在文学创作上。在这之前，我的作文一直不错，小学时，也曾在《三夏战报》上发表过打油诗。见我整天闷闷不乐，伏在椿树下的板凳上胡乱地写东西，在农场果园上班的母亲对我说，场里有个烧锅炉的刘师傅喜欢写文章，我可以带你去找他学学。这样，我便在果园锅炉房里见到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位老师。
刘师傅不到五十岁，面容黑黢黢的，背有些驼。我跟他讲话，他先是冲你憨憨的笑，然后再把他的想法告诉你。几次交往下来，我发现他的神情总是很抑郁。我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长叹了一声，说刘师傅是好人，本来他是有些技术的，还会写文章，场里的广播一直由他管。有一年，场里一个作风不太好的女知青勾引他，他们在广播室拥抱时被领导发现了。这种事本来是两个人的事，可是那女知青一口咬定是刘师傅非礼她，结果刘师傅在场里做了检查，最后被安排在锅炉房，代管澡堂子。
去了一个多月，刘师傅某天突然对我说，你的散文和诗写得比我好，我不能耽误你，我给你介绍几个农场机关的领导吧。
刘师傅说的几个农场机关的领导指的是农场宣传部部长孙雨山、工会副主席刘金声和工会干事陈友福。这几个人在我最初的文学创作上是我的启蒙者，也是我的亲密伙伴。在农场工作的六年，人们每谈起不务正业、一心痴迷搞创作的一群人中，我们几个人的名字一直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农场是不缺乏文学因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浩然曾经专门来看过从苏联进口的康拜因拖拉机，八十年代前后，张抗抗、陆星儿、柯蓝、柳萌、雷抒雁、陈祖芬、王宗仁等名家也都先后来参观辅导过。在我之前这里也曾出过两个作家，一个是《儿童文学》编辑部主任杨福庆，另一个是一九六九年到山西插队后来成名的李锐。不过，他们俩没有在农场工作过。记得一九八五年李锐在《当代》上发表了反映农场生活的中篇小说《红房子》后，我们几个人争相看了好几遍，那兴奋劲儿甚至超过了李锐本人。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孙雨山、陈友福等人已经退休，而刘金声则已告别人世。去年，农场局宣传部的退休老作家胡天培约我到南郊农场参观。看到农场的变化，我感慨万千。我真有心写一部反映农场生活的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可我眼下因为工作的繁忙、身体的不适暂时还不能了却这个心愿。我把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孙部长，他说他很期待。
一九八三年八月，天气还异常闷热。一天，孙部长告诉我，说最近农场局的《北京农场通讯》和朝阳区文化馆的《芳草地》两家报纸编辑部的老师要来农场组稿，希望我能参加。说来有趣，这两家报纸来的两位负责的老师都姓刘，似乎我跟姓刘的老师天生有着缘分。
《北京农场通讯》的老师先到农场来的。老师叫刘远英，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说话十分豪爽，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是唐山市的市长。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被打成了“右派”。在组稿座谈会上我的发言刘老师听得很认真，吃饭的路上他悄悄对我说，你的观点很新颖，我喜欢，有稿子就直接给我。我当时感到很受宠若惊，不久便把一篇小小说《回乡》邮给了他。原想自己是初学乍练，这小说不一定能被老师看上。哪料，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那期《北京农场通讯》副刊上，我的《回乡》竟然发了头题，还给配了插图。接到样报那天，我举着报纸在回家的路上尽情地欢呼雀跃：我的小说发表啦，我要成为作家啦！
《回乡》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北京农场通讯》虽然只是个工作性质的内刊，可在我心中是以后发表作品的任何一家报刊都不能替代的。可惜的是，由于几次搬家，这篇作品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这将是我永生的遗憾。此后，刘老师又帮我接连发表了《农场漫步》《一个妻子的独白》等五六篇作品，使我在农场局系统很快有了一些名气，为我多年后离开农场调到市里的新闻单位奠定了基础。刘老师如今要是还活着，该有九十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