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客(9)

    ——房租高，稿费贱，文字不值钱，文人养家难，这情况，到如今也没什么变化。当然，这些年大伙其实都看清了鲁迅的真面目：周先生是个有钱人。

    就说暂住上海的时期，人家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四万块呢。

    在民国，除了有志无钱的文学青年，手头很有些钱的人，似乎也不热衷买房。《民国房地产》中这样解说：在整个民国时代，除了一部分靠房租养家的包租公和靠炒房取利的投资客意外，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没有买房的欲望。民国人喜欢攀比居住质量，他们更愿意花大价钱租一套大房子，雇黄包车雇奶妈厨子，房子外面挂上“×公馆”。我猜这种风气大概跟战乱时朝不保夕有关，天知道刚买的房会不会被炸弹炸塌呢？

    为了让收入过低的人有的住，民国政府也建过一种廉租房，叫作“平民住所”。

    民国十七年到民国二十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分别在杨浦区、卢湾区和闸北区建了三处平民住所，每处设有学校、礼堂、公厕、公共洗衣处，共设有六百多套廉租房，月租一般在两块大洋到两块五角之间。汉口也建有两个廉租房社区，里面盖着单层平房或瓦房，厕所公用，两个小区共九百间住房。与上海的平民住所类似，小区里还有公共学校、公共诊所、公共礼堂。入住者需要接受一个条件：必须让孩子到小区里的公共学校上课，不收学费。

    现今大城市里的租房族位于底层，居住条件最差的一群人住的是地下室。

    有统计数字称，只在北京一个市，住地下室的租户就有一百万之多，相当于一个县级市的全部人口。这群人里，有专业冷门、暂时委身民营出版社、保险公司的低收入应届毕业生，有美容美发店小工，更多的是不怕吃苦的中年打工夫妇。有些地下室是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有些地下室十几间屋子被整租下来，算是酒吧美发店的员工宿舍。

    我跟几个住过地下室的人聊天，他们都摇头说，那不是住的地方，只能算是“塞”的地方，下班回来胡乱把肉身洗洗，胡乱往格子床里一塞。屋子就七八平米，没地方，东西都得装袋子，用粘钩挂在墙上。五六十人共用两个厕所，早晨大伙都尽量憋着，憋到地铁站或单位去。洗一次澡五块钱，限时二十分钟，有时洗着洗着水不热了，只能好歹擦一擦身上泡沫，跑到管理员那儿去吼。衣服床单洗完都晾外边，时不时丢一件。晚上十点钟左右，大伙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地下室社区才刚热闹起来，串老乡的，看电视的，打扑克的，给老家人打手机的……墙板薄，隔壁夫妇过夫妻生活都能听清。可是苦一天了，还不许人家快活快活吗？有一些打工的带着小孩，也不怎么管，几个小孩拉帮结派，咚咚咚在走廊里练折返跑，动静像一辆小坦克。反正清早一出门就是一整天。每次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想想租金一个月才五百块，反正能不露宿街头，就念佛吧。

    我小心翼翼地说，要不你换一处地上的房子住？

    住地下室的人说：这话像是“何不食肉糜”、“他们为什么不吃蛋糕”，就那么点工资，还要分一半寄回老家给爹妈，好房子我住得起吗？

    能引用晋惠帝和安托瓦内特的话、能顾着爹妈，可见此人是有文化有孝心的人。不过一九九几年的时候，王小波写过一篇《饮食卫生与尊严》，提到应该让“外地来京人员”住在有尊严的地方，“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大家住着放心。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在这种地方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我跟租房住的友人提起过这一段，他们都笑，说，租房子带家具带热水器，没听说有连带租“尊严”的。住地下室的人说，群居生活本来就没尊严可谈，尊严需要的是空间、隐私、距离；尊严没有便宜房租重要。

    可见，虽然距王小波写那篇文章的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年，情况对我们这些“外地来京人员”来说一点儿也没好转。出租房里没有多少大城市的胸怀和善意。住地下室的人说，最糟糕的感觉不是像蚂蚁、蚜虫似的蜷缩在地下洞穴，而是周围北京老头老太太们的眼神，那让人觉得自己是城里不受欢迎的、多余的那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