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椿树街那么短促，他开着面包车来来往往，不知多少次路过了保润的家。白天路过，他总是加速，匆忙穿越时装店里人群的目光，夜里他反而减速慢行，趁着难得的安静，打量一下保润的家，只是打量，不算观察，也不是睹物思人，他惦记的，其实是一棵树。时装店的霓虹灯光打在那片年久失修的屋顶上，他每次都注意到那棵桑树，一棵桑树，端端正正地长在保润家的屋顶上。不知是哪只鸟衔来的桑葚，在这片寂静的屋顶上找到了沃土，几年下来，桑树足有半人高了，竟然长得枝叶茂盛。
曾经有几个孩子爬上保润家的房顶，去摘桑叶，被时装店的马师母骂下来了。马师母说如果不是她看着，屋顶上的桑树早就被人拔掉去喂蚕宝宝了，不仅是孩子调皮，某些黑良心的街坊邻居说不定也有上房揭瓦之心。谁都有机会爬上保润家的屋顶，因为那片屋顶下面，已经空无一人了。
保润的父亲去了天堂。他死于第三次中风，据说临死前要去拿一只拖鞋，拖鞋只穿上了一只脚，人先走了。来不及说出临终遗言，死者走得不甘心，遗容便显得古怪吓人，他看起来怒发冲冠，眼珠子几乎瞪出眼眶，怎么也抹不拢，嘴巴张大了，保持着呐喊的口型。粟宝珍怕吓着别人，在丈夫的遮脸布上系了带子，像一只口罩绑在脑后，谁也不敢去解开那只口罩，如此，左邻右舍谁也没有瞻仰到死者真正的遗容。
是香椿树街有史以来最安静的丧事，没有人哭丧，灵床躲躲闪闪地停在幽暗之处。如果不是时装店歇业关门，路人甚至不会注意到保润家门上的白色纸条，谢绝吊唁。居民们都知道，谢绝归谢绝，吊唁归吊唁，该去的还是要去。邵兰英代表柳生一家人，抱着一只花圈去吊唁，先站在门口，试探主人的反应，看粟宝珍没有反对，邵兰英就进去了。她一进去就有惊人的发现，粟宝珍神色呆滞，两边太阳穴上都糊了药膏，守在死者身边，埋头剥瓜子仁。这是很不恰当的表现，她和马师母等人为此交头接耳。粟宝珍注意到了邻居的议论，她说，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我哭不动了，我的眼泪流干了，一滴也挤不出来了。又向众人举起一粒瓜子，这瓜子是给炒货厂剥的，不是我吃的，医生说我的血压太高，很危险，手里做点事，一是防止中风，二是赚点小钱，我万一要是也中风，谁给他出殡呢？
保润没有回来，大家都能理解，奔丧也是要有资格的，他没有了这个资格。还有一个亲人，是祖父。祖父有没有资格？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邻居们普遍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父子，最后一面，终归是要见一下的，粟宝珍应该去把祖父接回家。有人怂恿马师母去做说客，马师母一口回绝，不知道她是真心体谅粟宝珍，还是怕祖父回来连累了自己，马师母说，坚决不接疯老头，我替她做主。你们就不要来添乱了，我哪儿是不懂老礼？凡事要从实际出发啊，这个家一共四口人，疯了一个，关了一个，死了一个，只剩下宝珍一个人了，老礼不要紧，她的身体最要紧。
葬礼之后，粟宝珍被她妹妹接去了省城。她嫁到香椿树街几十年，为人妻为人母，最终还是靠娘家的亲人，返还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临走前粟宝珍续签了房屋租约，租金不升反降，但有一个附加条件，要马家负责照管房子。她对马师母说，我嫁到杨家没享过一天福，想不到在杨家苦了一辈子，最后还要靠妹妹，我妹妹有福气，她嫁得好，妹夫做官越做越大，以后我就跟着妹妹过，看看福气是什么样子的。马师母不知道那女人是心寒了，还是心硬了，试探道，妹妹再好，哪儿比得上儿子？儿子迟早要回来，这好歹是你的家，说扔下就扔下了？粟宝珍叹了口气，拍拍膝盖说，什么儿子？一个讨债鬼罢了。这地方也不是家了，是一个墓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半死不活的吗？都是让鬼魂缠的，天天夜里睡不好觉，他家一大堆祖宗的鬼魂，从这里蹦出来，从那里跳出来，都围着我吵，人呢？人呢？他们的人呢？几世几代的鬼魂都来跟我要人啊，好像是我谋害了他家的子孙。马师母听得害怕，环顾四周道，那你一走，他们家祖宗会不会来跟我要人呢？粟宝珍思索了一下，反过来安慰她，鬼魂也讲道理的，你是房客，又不是他家的媳妇，怎么能找你要人呢？
后来马师母向她打听保润的境况，说街东的三霸提前出狱了，又去火车站做票贩子，桑园里的猪头也减刑回家了，在桥上替人修自行车，你家保润，有没有减刑出狱的希望呢？粟宝珍黯然地垂下头，我跑了好几趟了，希望不大。人家说父母怎么跑都没用，主要看犯人在里面的表现，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保润能有什么好表现？他哪里比得上三霸，哪里比得上猪头？到哪儿都不讨人喜欢的，人家不给他加刑，就算便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