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民生散文选本（全文在线阅读） > 中国的北窗——夏日大兴安岭散记
中国古代伟大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曾留下许多名言与逸事，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北窗下卧”：“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是陶渊明渐进晚年时写给他几个儿子的“家训”：酷暑溽热的盛夏，躺在北窗下的竹榻之上，遇上凉风徐徐吹来，那真是一种最高的享受，简直就像回到羲皇时代！“羲皇”指古代传说中的“伏羲氏”，与“神农氏”、“黄帝”共称“三皇”，而“三皇之世”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儒家的理想时代。陶渊明式的“北窗下卧”，不需要呼呼飞转的电扇，不需要轰轰作鸣的空调，不消耗能源，不污染空气，就可以享受到盛夏时节的清新、清凉与清爽；同时还可以欣赏到窗外的“树木交阴”、林中的“时鸟变声”，这是何等生活？这是一种自然、自在又自由的生活，一种充满诗情与画意的生活，一种“低物质损耗的高品位生活”。
盛夏来临之际，我应好友之约，在北部中国的大兴安岭盘桓多日，一个突出感受，就是我感悟了陶渊明诗文中描述的“北窗下卧”。
大兴安岭，就是中国的北窗。
林中路
这是通向加格达奇近郊“樟子松母树林场”的路，一条林中路，一条久违的土路。
无论在北京、南京、广州、上海，要想找到这样一条土路都是很困难的，哪怕在公园里，道路也都被硬化，被铺上柏油，被浇上水泥。现代人出行甚至已经不再满足一般的公路、铁路，而是“高速”的公路与铁路。一次我乘汽车从海口回苏州，一日千里，已经没有了“在路上”的感觉，倒像是被放在“传送带”上。对于现代人来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已经成为一种可忆而不可及的奢望。
此刻，这条土路正向着高大的樟子松树林里蜿蜒延伸。樟子松灰蓝色的树影映射在黄褐色路面上，土路似乎穿上了“迷彩服”。走在这泥土、细沙浑成的土路上，“脚感”也立时变得柔顺、灵动起来。路面上有车辙，车辙里长出青草，草丛里有时会闪出一只蝴蝶，蹦出一只蚂蚱。路两侧的水沟被野草野花覆盖着，人走过会听到青蛙惊起跳水的声响。大树的下边，有时会看到一些散落的黄白色小小圆球，那是雨后新长出来的蘑菇。小路上空，湛蓝的天，银白的云，偶尔飞过的一只苍鹰，会使行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悠远、旷放起来。与那些洋灰路、柏油路不同，这土路拥有太多的“生物量”，这是一条有生命的路，一条与行人的血脉相融通的路，行人的生命也因为这条土路被延长、被拓展了。
林荫深处的土路一侧，一座标本馆陈列着林中多种多样的动植物标本。我在这里看到了我所钟爱的那种动物：猞猁。我曾在我的一本书中写道：“猞猁是山林中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它有着锐利的目光、敏捷的四肢，既善于觉察环境中细微的变化，又能够迅速地付诸行动。”最早关注地球环境与生态问题的国际民间组织罗马俱乐部便以猞猁作为象征。我在意大利罗马林赛（Lincce）学院见到过那只被供奉起来的猞猁标本，体形还不如加格达奇的这只壮实。
柏拉图的城
说实话，到了加格达奇，我才弄明白这座林业城市的地理位置在内蒙古、行政管理在黑龙江。“加格达奇”在鄂伦春族的语言里，就是“生长樟子松的地方”。它现在是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坐落在樟子松、落叶松的丛林中，背靠北山，面向甘水。城市不大，总人口十五六万，赶不上江浙地区一个乡镇。但这里天空明亮、水源洁净，马路上从不见堵车，农贸市场里的水果、菜蔬还沾带着大自然中的露珠与泥土。走出城市不远就是旷野，坐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呼吸到水面上、山林里随风吹来的“负离子”。我想到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关于城市的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口控制。他说理想的城邦是5万人，现在看来是少了些。但现代都市动辄数百万、上千万人，美梦将注定酿成噩梦。生态学中的阿里定律指出：动物种群有一个最适种群密度，种群过低或过密都可能对种群产生抑制性影响。比较心理学实验证明，饲养在笼子里的小白鼠增殖到一定极限时，白鼠们便开始情绪紊乱、暴躁不安、相互攻击，呈现出精神失常与行为失常。如今大都市里的人们为何变得如此冷漠、如此狂躁，特别容易发怒，或许就是因为违背了“阿里定律”。这些年来，内地的城市一直在无度地追求集中化、规模化，一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仍然不停地向四边拓展，向地下和空中扩张。在我们家，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一座200米的摩天大厦建立起来，又一座300米的摩天大厦即将完工，接下去还有两座500米的在筹建……城市在高速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却在急剧恶化。柏拉图的出发点是“生活舒适”，我们的出发点则是“发展速度”，症结或许正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