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乡村的卧底(2)

    我领着姨父父子俩打车来到了那所民办大学报名处。正是报名的高峰时期，学校人山人海。姨父躲到偏僻处，费力地从缝合在裤子上的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来。办完报名手续后，他手中的钱变成了几张轻飘飘的收据。我看见姨父的脸，虚弱苍白，他的手还有些抖。正是炎热的九月天气，他不停地用衣服的下摆擦汗。很多衣着光鲜的人从他面前走过时都露出了鄙夷和警惕的表情，仿佛他是一个被缴了械的俘虏。姨父告诉我，学费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租来的，要三分的利息。我说那该要还到猴年马月？姨父咬咬牙说，什么时候还得清先不管，儿子读书要紧。

    报完名，姨父就说要回去，说家里的农活不能耽误，好几丘田等着灌水呢。姨父反复与表弟说着嘱咐的话，啰里啰唆，表弟都有点烦了。——我盯着表弟不耐烦的脸色，心想，如果这家伙做了一名城里人，早晚会成为故乡的叛徒。

    姨父当天来当天回。他坐上回家的班车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我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虽然他有着和我的故乡相同的脸色和装束。但他手里拿着一张X光片。这张X光片就是我和故乡在城里接头的暗号。他是我舅舅的“特派员”。他手中的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半露半藏的X光片是我舅舅的腰椎光片。舅舅是个泥瓦匠，在县城的某个工地上打工。据春节去给舅舅拜年时和舅舅攀谈，得知他在县城干得不错，比在家种几亩地强多了。可就在前几天，他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把腰椎给摔断了。眼前的这个人是舅舅在工地上的工友。舅舅让他带话给我，要我去找省城的医生问问，看能不能尽量不做手术。如果要做手术，他家里的仅有的存款就要全被花光，那他的两个孩子在县城的读书就会成为问题。

    我从纸袋里取出这张片子，在阳光下观望。我看不懂这片子的受伤情况，但我知道，那里藏着我的舅舅——我妈妈的弟弟的腰椎骨胳，它记录了一个底层人的、靠手艺生活的庄稼汉的很可能使他永远失去劳动能力的一次事故。它是我的故乡关乎命运的一张秘密图案。

    我带着舅舅的工友来到单位附近的一所大医院。已是下午四点左右，专家门诊已空无一人，我只好直接冲进了住院部。我找到了一名正在值班的骨科专家。我要让我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从他的嘴中撬出有用的情报。我首先买了一盒价格不菲的香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张城市通行证，也是证明我城市人身份的名片。我客气地给他点了烟。我开始运用与城里人交谈的一套话语系统，以表明我和他是自己人。我尽量让自己显得镇静和有涵养，语言上既显得谦恭又不失尊严。我脸上的表情也十分到位，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我费尽周折终于取得了他的信任、尊重和免费诊断。我成功了。

    我听到的消息是肯定要动手术，不然这辈子就废了。当我表面不动声色地提着装了舅舅腰椎光片的牛皮纸袋走出医院，我的腰椎忽然传来了一阵剧痛。

    并不是每一次组织都会派人来跟我接头。有的时候会通过电话、手机等通信设备。我手机或电话上显示的电话号码就是只有我才能破解的密码。只要有来自故乡区号的电话响起，我就心领神会，我知道，那是故乡正在给我发出新的指令。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是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带着哭腔。她问我是否记得她，曾经住在离我家隔几栋房子的地方。她说我小时候叫她姑呢，她还经常抱我来着，我小时候长得可胖呢。可后来她嫁到了我村隔壁的村子里。她说是从我在老家的爸爸那里问到了我的手机号码的。

    说实话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只觉得声音有点熟悉。再加上电话的信号不太好，她的声音因为带着哭腔有些失真，我就更不知道她是谁了。我已离开故乡多年，故乡的人和事，已有许多我记不起来了。但她的乡音让我对她的真实身份没有产生一丝的怀疑。我知道，她是自己人。

    电话里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事儿。她说她的儿子开长途汽车跑货运，前几天在广州被别人的车撞了。她的儿子还住在医院里，伤得很重，肇事司机当场抓着了，可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就放了出来。这场车祸从此找不着主了。儿子的伤还得治着，可眼看着治伤的钱又没了。她在电话里哭起来，说这都是因为咱们是乡下人啊，咱们在广州人生地不熟的，石头掷天也没用啊。听说只要有人打个电话给广州那边就会认真办理。你是咱村里的能人，听说在省城当大官呢，你就给我打个电话过去吧，那边也是省城，你这里也是省城，省城还有不听省城的？求求你了大侄子救救命呀，事情办成后我打几斤麻油专门到省城感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