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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子的一生正是这种荒诞、不确定性的集中展示，人生并不遵循那些按部就班的成功学设计，遥远的一个响指就可能把眼前的生活震碎。当他被卡车撞飞，在腾空的驾驶室里，眼神里充满光芒，完全没有惊恐、错愕，好像这才是他期待已久的高光时刻。 如果以案情为主，彪子的戏剪掉三分之二也不影响剧情推进。但角色魅力消解了时代的沉重，罪案的血腥，他像一个扰乱者，总是用最不合逻辑的方法生活，呼应了一种体制的崩溃与失序。单位没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 这种以喜剧幽默讲悲苦辛酸，可以说是一种经典的文学范式。老舍先生在《什么是幽默》中写道：“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地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 悲观的幽默，也是老舍作品的一大特色，他总结自己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欠缺，谁都有可笑的地方。” “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 与辛辣讽刺的黑色幽默不同，老舍的幽默更宽厚温和，充满小人物的自嘲。 老舍先生最善于从人物性格出发，让其说出一些令人感到滑稽的话。例如在小说《赵子曰》中，混混赵子曰嫌弃妻子，盼她早死，便向阎王祷告：“敬求速遣追魂小鬼将贱内召回，以便小子得与新式美人享受恋爱的甜美！阎君万岁！阿门！” 又是万岁又是阿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即使在《四世同堂》《茶馆》这些有沉重时代背景、以家国命运为主题的作品里，仍然不乏幽默的语言表达。 《漫长的季节》以97、98年东北下岗潮为时代背景。80后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代表作多选取这个背景，被称为“东北伤痕文学”。这些作品多涉及罪案，风格冷硬、压抑，以“残酷青春物语”为主线，展示出父母一代经历的残酷现实如何在他们的童年留下阴影。很长一段时间，大众的东北印象主要来自小品、情景喜剧和赵本山主创的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这些小品主题往往积极向上，轻松热闹之余并不追求严肃的分量。2019年前后，“东北伤痕文学”陆续走进主流视野，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叠加2003年的纪录片《铁西区》，一个颓然落寞的老工业基地形象和人们熟悉的那个喜剧东北开始平行存在。 《漫长的季节》明显区别于以上两种东北。不同于“东北伤痕文学”对时代凛冬的集中展示，《漫长的季节》选择聚焦阳光灿烂的秋天，大厦将倾之前。辛爽在选景的时候，希望呈现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要回到剧中人的此时此刻，而不是老照片式的怀旧。炼钢炉下盛开着各种颜色的小花，一望无际的苞米地，厂区里红黄相间的树叶等等，画面色彩非常丰富。1997年的秋天，和2016年的秋天一样灿烂。 它的喜剧风格也不像东北农村题材那样热闹、轻快。整部剧语言包袱并不依赖我们熟悉的小 品式押韵（“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谐音梗（“产房传喜讯，人家升了”），更多来自人物身份、性格产生的反应：比如冷面店老板娘发现碎尸，因为惊吓过度，被警察问话时答非所问（“你俩没事儿吧？” “我俩没事儿，我俩就是普通朋友。”）；警察崔国栋误把DNA技术说成DAN，法医纠正说DAN是蛋；王响自告奋勇去协助破案，得知有碎尸呕吐不止，躺在担架上被抬走，保卫科长见状揶揄：“这么快负伤了啊，那歹徒没走呢？”等等。生动自然，又充满喜感。 这种兼具喜剧和严肃的气质其实更接近另一部东北文艺代表作，电影《钢的琴》。《钢的琴》是导演张猛的第二部作品，他的处女作是2008年由范伟主演的贺岁片《耳朵大有福》，都是悲喜剧。张猛拍电影之前曾经是赵本山团队的春晚小品编剧，非常擅长使用语言包袱。他一直追求一种笑中带泪的严肃喜剧，在小品上难以发挥。于是他的电影作品聚焦命运起伏更大的工人阶层，这些人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年轻时意气风发，人到中年在下岗潮中落魄无助。 比如《耳朵大有福》中的退休工人王抗美，除了修火车，再没有一技之长，想挣钱却四处碰壁；妻子久病卧床，儿子不务正业，女儿婚姻破裂，弟弟打麻将，父亲没饭吃，即便如此他仍然心系国家大事，跟蹬车小伙谈“核心技术”，和擦鞋大妈探讨“行业饱和”，饭可以少吃，报纸和新闻联播不能落下，喝多了就背诵高尔基的《海燕》。他想用高科技为自己算命, 先讨价还价：“一块半只算后半生，行不行？” 他的时代结束了，但他无法向前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