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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中，下岗工人陈桂林在废弃的钢铁厂里，组织昔日工友造出了一台“钢的琴”。因为他离婚了，女儿说谁有钢琴就跟谁。女儿在画的琴键上练琴，他安慰女儿“贝多芬，贝大爷他耳朵就背, 他就听不见。” 从画琴、偷琴到造琴，陈桂林调动了他所有的才华和能力，最终仍然留不住女儿。影片几乎每一个画面都清晰指向工人阶级文化如何没落，脱离集体的个人如何无力。 曾经辉煌留在他们身上的时代印记，和困窘的当下生活形成巨大反差，因为执着，更显荒唐。张猛用通俗、戏谑的语言表现出这种反差，产生喜剧效果。笑声难掩无力心酸，形成一出悲喜剧。王响作为王抗美、陈桂林的同代人，他的悲剧没有直指时代，更多是一种隐喻。正因为我们知道漫长的秋天之后会如何，每一部与此相关的作品都是这部剧的潜在文本，所以王响的命运让我们格外唏嘘。 每当看到屏幕里悬浮的台词、样板间一样的布景，观众都会感慨，真实生活里接地气的老百姓形象太少了。九十年代到2000年，表现城市普通百姓生活的“平民剧”曾经风靡一时，凭借生活流叙事、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吸引观众。当时热播的“平民剧”都有很强的文学基础。 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关注小人物日常生活的作品被称为“新写实小说”，写出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琐碎苦闷，代表作有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等。故事主题不再是时代苦难，主角也不是英雄人物，讲述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这种生活流叙事正是新写实小说的特点。作者视角也从过去的居高临下，转为并不比身边人高明的平视。这些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成为“平民剧”主流。《漫长的季节》让人想起昔日的这些作品，我们终于再次在国产剧里看到如此真实的小人物。 2000年，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成为“平民剧”巅峰之作，一揽当年所有重要的电视剧奖项，收视率达到70%。剧种经典人物“张大民”身上苦中作乐的精神，至今仍在B站治愈着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张大民和媳妇李云芳都是下岗工人，一家老小七、八口人挤在十六平米的两间小平房。自幼丧父，张大民作为家中长子承担着各种责任。 他遭遇的所有苦难都是琐碎的，世俗的，没有勾连什么深沉的历史信息。他解决困难的方式就是耍贫嘴。张大民对儿子所说：“没意思, 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 爱他的人赞扬他身上的草根生命力，批评者质疑“张大民是不是当代阿Q？” “他的精神胜利法是不是值得警惕？” 2019年，刘恒接受采访时说：“当普通人的能力天然地有限，自我拯救的方法也许就是自己的乐观主义，它未必不是一种精神财富。” 同样的争议也出现在龚彪身上。秦昊微博分享了他对“龚彪”的理解：“中年的龚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东北人：乐观、善良，不服输。他努力感染着身边的人，就像你’老舅’。我是东北人，被这份内里的真实所打动。” 面对具体个人困境的时候，这种“活下去”的坚韧确实有力量。但关于一代人失落的尊严，是不是能“往前看，别回头” ？ 辛爽在肯定小人物乐观的同时，并没有回避结构性问题。关于时代，他给出很多侧写细节：侵吞下岗职工安置款的厂长、蚕食国有资产的假港商，为补贴家用去夜总会陪酒的女工......从这部剧目前引发的讨论来看，时代剧变是展开最多的角度，也是最能引发观众共鸣的点。他在剧末用一场终于到来的大雪，制造了一种超现实浪漫景观。雪花平等地落在每个渴望生活的人面前，此刻有尊严、有希望，这种场面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乐观，更接近一种悲天悯人的救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