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2)

    回头想一想，这个三十几年里，耕地或者叫责任田，在农户手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初分地到80年代中期，这个几年，人心安宁，土地散发着香气，动地的时候，有的人家为了多摊一份，会把说好的媳妇提前娶进门。到了90年代前后，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坊间有言：七所八所，无所不索；七站八站，无站不占。村民夏季交了小麦，分文不见，秋季还要拿现金，拿不出来的，干部就拿钱请来街头上的人，赶你猪，搬你粮食。这时的庄稼人，纷纷丢下土地，外出寻求出路，打工的浪潮已经形成。出去的人，就家里外头两头跑，或者把地给人家种，种地的人一分钱不用拿，只负责土地的负担就够了。就这样，有的地照样没有人捡，就在那荒着，负担还是得背着。对于农民，这个阶段土地的价值为零，或者负数。这个状态的农户，其实已经破产，失业了。可是，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因为他们手里还有土地。破产、失业者，只在城市里。进入新世纪，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全国每年纳个几百亿的农业税，已经成了小钱，既充当不了小汽车的油钱，更不够招待费。这个钱，再要下去，就等于叫要饭的出份子了。2006年（我们那里），政府免除了农业税，并且还有了种粮补贴，一亩地一年几十块钱。这个钱，就像香案上摆放的供品，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意义。免税后的土地，在农户手里，又显现出了一点价值。现在土地给谁种，一亩地一年，可以收取两三百块钱的租金了。

    我家现有的土地，分为三块，偏僻的那个两亩，无偿地给别人种着，另两块这几年粉条厂在用，栽种红薯，磨粉，今年是一亩地六百块。

    粉条厂是镇供销社的一位干部开办的，在我们赵庄的地片上，号称“专业合作社”，种植、生产、销售一条龙，千亩优质红薯种植基地，流转土地达两千六百亩。知情的人掰着指头算了一下，这个数字实际上只是两三百亩。可能就是“专业合作社”这个牌子，粉条厂从建厂到现在，据说拿到了地方政府的不少扶持款，今年，就又无偿地得到了一台大型旋耕机。

    我家的这块地，八亩，紧挨着粉条厂。现在，厂要扩建，打电话叫我回来，商谈商谈。

    家里欠着人家的钱，闺女毕业了，儿子还在上学，也要继续用钱。现在，他们像是看到了我的空虚。

    按说，厂里用地，不应该直接找我，他们应该找政府。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我这样的村民，到四处圈地的房地产富豪，名义上谁都没有一寸土地。可是，我们双方就要直接见面了。

    就要“卖”地了，心里连个价钱都没有。在与厂方接触之前，我先跟一个老朋友见了一面。这些年他一直在家里搞装修，对地面上的一些事情比较熟悉。老朋友告诉我，这几年公家私人用地的不少，价钱也不一样，有几千的，有万把的，现在我们旁边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占用的耕地，国家的赔付是一亩地两万五，到了农户手里是两万。我觉得这个钱不少了。最后一轮分地，说是三十年不变，现在都过去一半了，十五年，两万块，这事管干。朋友说，可不是十几年，永远都没有你的地了。

    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没有占到我们村的土地。听说占地补偿的事，在周围的村上引起了不少纠纷。这些纠纷不是发生在村民与政府之间，村民也许对这个价钱非常满意了，也许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与政府讨价还价。纠纷发生在村民内部。公路从村庄的地盘上通过，占用的只是部分农户的土地，政府也就只对这几户赔付。可是，其他的人不干了，也要分这个钱，他们说，地是咱队（村民组）的，这个钱你不能独吞。占地的人家，死活不肯拿出到手的钱。最后，其他村民联合起来以村民组的名义，与他们达成协议：将来土地调整，你们永远不能分这个地了。不分就不分。据说，有户人家的八亩地，被全部占用，这家人拿到赔付的十几万块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八亩地，十几万块钱，拿到他们打工的城市，也不过就是一间房子。庄稼人，就这样摒弃了自己的土地。

    就在我准备跟粉条厂正面接触的时候，一个人开着汽车来到我家里。他说，那块地，给我吧！粉条厂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这个人叫徐辉，是镇信用社的人员。他是在我们赵庄出生长大的。他比我小了不少，今天，张口闭口叫我叔。他的突然出现，我有些猝不及防。我说，你又不种庄稼，要地弄啥？他笑而不答。接着他问起我来，粉条厂要你的地，弄啥？我说，厂里扩建。他笑了笑，跟你说吧，粉条厂要你这块地不是扩建，是想盖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