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悬置的人(2)

    那个抗拆户家里养的四条藏獒像忠诚的卫士一样在院子里一字排开。拆迁办的人趴在后窗向屋里窥伺，看到房间里摆放了十几桶汽油，瓶子制作的燃烧弹齐整地搁在窗台上。他本来在城里的建筑工地当个小包工头，Y村开始拆迁，他回到村里专心做起了钉子户。他提出的附加条件是要承揽Y村拆迁后的住宅小区土建工程。拆迁办想打亲情牌，委托他的老母亲去说服他。他动手打了他的母亲。他对这个世界不再有爱。他对现实充满了仇恨。是什么让他如此仇恨？

    他的房顶插了一面红旗，迎风猎猎飘扬。

    我在写作一部关于拆迁的长文。两年前我曾参与一个村庄的拆迁，每天即时记录所见与所思，不经意间就积累了二十多万字。我感到庆幸，庆幸中又有些悔意，后悔当初没有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写完那篇长文，以至于待到拆迁结束脱离了特定语境之后，再写下每一个字都变得异常艰难。我花费两年的时间，那篇文章迟迟没有收好尾。我不知道是什么障碍卡住了我。我知道我一定遇到了什么问题——难以言说和解决的问题，它来自写作内部，又不仅仅来自写作的内部。

    这次参与Y村拆迁，我特意选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我寄望于写满它，让它储藏我的更多观察和思考。拆迁动员会议上，当领导在主席台上念到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那一段的时候，我在笔记本扉页写下“Y村笔记”，又签了名字。笔迹龙飞凤舞无人能识，狂放中仍有顾虑，我略去了“拆迁”二字。本来是想题写“Y村拆迁笔记”的。作为体制中人，我深知“拆迁”意味着什么，潜意识里担忧这个本子一旦丢失，它将携带所有的秘密走向公众或网络，我在记录之前已经想到了这些。我终于明白，两年来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写完那篇关于拆迁的长文，是因为我有太多顾虑。

    我在顾虑什么？

    这也引起我的另一思考：一个作家，在面对这样的写作素材时，他所表现出的“自私”，该做何理解？

    拆迁工作临近结束时，我居然有了一种集体荣誉感。在我的日常写作中，这种行为是与耻感相关联的。然而经过现实的折腾和案头的书写，它不经意间变成了荣誉感。

    一片废墟。三十天，亲见一个村庄的消逝。

    说了太多的话，只为一事。我完成了一项工作。一如网络所传播的。大抵如此。别人想到的，我经历了；别人没有想到的，我也遭遇了。在谎言中沉浸太久，我对语言有一种本能的厌倦。看着桌上一整套的公文材料，包括动员讲话、拆迁方案、推进计划、工作简报、宣传方案，等等。这些冰冷的文字耗去了我整整一个月的热情，让我心中的虚空越来越深，莫名的恐惧日益强烈。翻阅它们，就像打量模糊的人群，我一眼就认出人群中的我自己。

    我把冰冷的公文资料锁进抽屉。若干年后，一定有人会重新打开它们。

    老人对那年夏天的拆迁耿耿于怀。村边修路，强拆了几栋房子。老人的妻子只身拦截轰隆隆驶向自家房屋的挖掘机。她晕倒在挖掘机前，留下拆迁后遗症——噩梦如影随形，总是梦到轰隆隆的挖掘机，梦到倒塌的房屋，醒来一身冷汗。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每个夜晚都在同样的噩梦里度过。

    “如果这栋房子也拆了，我就再也没有什么资本问你们话了。”老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我试图引导老人“认命”。认命，这是农民的局限所在，也是他们的一种人生“智慧”。我失败了。这个坐在墙角瑟缩发抖的老人，坚决地拒绝“认命”。他不肯淡忘记忆，不肯拆迁，坚持要一个说法。

    我理解他的坚持。然而我又有一种很复杂的想法，深知在城市化浪潮里，他的抗争不过是螳臂当车，我所能够做的，是让他吃小亏，避大亏。我不想看到他在绝望里越陷越深。

    我们将话题从拆迁转到了别处。你一言我一语，貌似杂乱，实则相互策应。老人问，不能再争取了吗？我说，不能了。他用双手抱住了头，我看到他的手在抖，在抖。

    过了许久，他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可是那年夏天的事，我死了都会记得。”

    我辗转来到这个北方小岛，只为寻访传说中的奇石。鸥鸟的翅膀从天空划过，一场羽翼风暴开始降临。遥想千年前，一个叫作吴子野的老人在这个岛上采集十二块风景石，千里迢迢运往南方家乡。这件趣事记叙于《北海十二石记》中，苏东坡在文章最后忍不住慨叹：“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在交通和运输并不发达的宋代，入海取石，北石南运，是一件艰辛又浪漫的事情。对石头，苏东坡是有一种特殊情缘的。“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他从一块石头念及整个海。这是一个心中可以容纳大海的人，他在一块石头身上赋予了一种别样的人生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