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桥八组见闻录(2)

    一排自成一院的四栋别墅。前有果树菜地，后有竹篱花园。走访的两户人家，一层是客厅、厨房、书房，二层是卧室、卫浴、储物间，面积达二百五十平方米。客厅摆放真皮沙发、红木茶几和水晶吊灯，电视、音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周宝生说，全都一样，六十七户人家一个模式，所有家具包括每家五幅字画都是统一配给的，村民拎包入住，原有的坛坛罐罐一律淘汰。又说，书房、电脑是必须有的，每年一千元的书报费也是硬性规定，凭发票集体报销一半。

    返回时，见到一栋半新不旧的三层小楼孤零零立在路边，显得十分碍眼。周宝生解释，那是村里的二代住房，房主人外出闯荡十多年，别墅建好后回村，按制度测算，得交一百五十万才可分配新房，他交不起，又出去了；现在组里集体积累人均千万元，是大家的劳动创造，如果让他无偿入住，对其他村民就不公平。

    老周说，在八组，任何事情都得按制度办，谁都不能违规，无权逾越。

    四

    回到宾馆，翻开材料袋里《田野集团制度汇编》。其中的《精神文明管理》对村民日常行为有严格规范。如：

    移风易俗，破除陋习，禁止抹牌赌博，禁止打架骂人，禁止传播迷信，禁止棺葬土葬；

    积极创造洁净优美的居家环境，禁止乱扔果皮、烟头、纸屑等杂物，房前屋后不得有荒草荒地，严禁将没有袋装的垃圾倒在路旁或垃圾桶；

    保证道路通畅，禁止在公路两旁乱停车辆，堆放柴草，禁止在路面打晒粮食；保护公共设施，爱护花草树木，禁止攀枝摘花、践踏草坪，禁止在森林公园及其他林区砍伐树木、捕兽捉鸟，人工湖内不得捕鱼捞虾，不得将杂物和污水排入人工湖；

    等等。

    这天晚间下起小雨。在雨打山林和鸟鸣啁啾声中一夜安睡，醒来一看手机，才凌晨五点。我向无早起习惯，但这次破例，在“吹面不寒杨柳风，沾衣欲湿杏花雨”的诗情画意中，到村前村后走了整整两个小时。其实呢，我是想看看那些制度条文是否能真正落地到位。而“明察暗访”的结果，只有两个字：过硬。

    在中心广场碰到几名晨练回来的员工，攀谈中问他们何以能做到令行禁止，回答说，制度是集体讨论通过的，每家都签过字，当然得遵守。但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全靠制度约束。你不妨到我们的文化中心看看，那可是花四千多万打造的硬件设施，里面藏书好几万册，报刊两百多种，健身房、歌舞厅、灯光球场应有尽有，中心开办道德讲堂和各类知识培训，村民每周两个半天的学习雷打不动，歌咏比赛、体育比赛和文艺会演随时举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的熏染中，大家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公德意识自然不断增强，也逐步形成了求是、创新、和谐、发展的“田野精神”。

    他们还说，无论制度的制定还是执行，正像周总常讲的，一要发扬民主，二要公正无私，而最关键的是领导以身作则，并随手举了几个例子。

    村规民约出台后，个别村民不大习惯。有次接到举报，说有人偷偷找人到家里抹牌。周宝生立刻带人赶去，当众掀翻麻将桌，并召开全体村民大会通报全组。这家的主人，便是他的弟弟、弟媳。

    一天早晨宝生出来散步，看到一条肥猪在绿地边上拱草，一追查，是他嫂子喂养的。他随即让办公室通知村民到场，要她请人将这头猪杀掉，并按规定进行了罚款。

    另一次，发现有人将垃圾散放到垃圾桶旁，他也是当众宣布罚款两千元，并要当事人回家取来垃圾袋，将地上的垃圾装好放进桶里。

    五

    周宝生是1976年回到官桥八组的。

    此前他在嘉鱼县化肥厂当工人。这位二十三岁的初中毕业生从拨乱反正的社会动向中预感到中国城乡将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毅然辞职返乡，代替父亲当了官桥大队第八生产队队长。

    当时的官桥八队，社员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返销粮，每天劳动工值只有九分钱。面对社员充满期待的目光，新上任的生产队长意识到“我的人生舞台将从这里开始”。他表态：我不信农村会永远穷下去，农民会没出路，只要大家信得过，我这辈子就待在这里了，一定让乡亲们尽快脱贫致富，过上城里人一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