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年度散文（全文在线阅读） > 在那桃花夭折的地方
简默
桃花劫
我是真的怕我的记忆靠不住。
从临山下来，走在回家路上，在沿河公园桥头，我邂逅了东平和他现在的妻子，他们正结伴走在爬山路上。
我和东平同居一城，相距不过几里路，但我俩却好几年没见面了。自从我调到现在这个单位，过上一种足不出户、闭门面壁的日子，像一个苦行僧，也有好几年了。我知道东平在金盛煤矿工作，这类矿一般地处偏僻的野外，离城里有几十里路，却将生活区设在了城里，仿佛只有这样矿工们才会安心工作。东平每天天麻麻亮一边睡眼惺忪地吞吐呵欠，一边尾随着同事们坐上班车开往金盛矿，到天麻麻黑又像被大赦的鸟儿，心急火燎地尾随着同事们登上班车，回到自己那个似乎阔别了一个世纪的小家。
东平是我的高中同学。在我的记忆中，他中等个子，体态瘦削匀称，生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有点黑，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他爱穿老蓝的涤纶中山装，似乎总是这一件，反复洗得有些发白了，从风纪扣开始，每一粒扣子都扣得板板正正，仿佛黑板上列队整齐的楷体字；脚上一双草绿的解放鞋，也似乎总是这一双，反复刷得变白了。他不爱说话，朋友少，就与他的男性同桌交往多些，但他却内秀，信手写得一笔好字，那字飘逸飞扬，纤细娟秀，仿佛出自女生之手；他还自己填词作诗，记得有一年暑假与我通信讨论古体诗词，随信附有他写的诗词，内容我已记不得了。
那时他家住在金盛矿，每逢星期六下午放假，他就骑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出校门、上公路、过铁路，双手掌把，挺直腰杆，目不斜视，脚下不停地蹬上几十里路，赶回家中。
他的父母亲都是金盛矿的职工。因为这层关系，他大学毕业后回了金盛矿，先被分配至矿中学教书，后调到矿教育科。他的父母亲已经在城里分得了房子，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卫校生，卫校生正在毕业实习中，俩人很快结婚了。
我去过他俩的小家，第一次见到卫校生时，她已分到了矿务局医院当护士。小家不大，但一应俱全，干净雅致。卫校生年轻漂亮，活泼开朗，好像一挂风铃，一阵风似的飘到哪儿，就将快乐和活力有声有色地带到哪儿。东平像她的影子不离她左右，又像忠实的星星捧着自己的月亮，此刻的东平满面含笑，眉眼有情，写满了幸福和满足。
与许多裸婚的同龄人相比，东平的生活有房有家有爱人，看上去很美。
此后我好几年没见过东平。偶尔听人说卫校生不再为东平而歌唱，她遇见了令自己心仪的风，决然离开了东平。东平的精神像被子弹迎面穿透的玻璃，分裂成了无数锋利的小块，住进了精神病院。他是带着结婚照被家人送去住院的。照片嵌在镜框中，西装革履的他和身披白色婚纱的卫校生脉脉含情相对，立在他的床头，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护士怕他睹照再受刺激，命他收起照片。他闻听抓起照片，紧紧地搂在怀中，像是怕谁抢走。护士无奈，叹口气，只好听之任之。
住院期间，他每天按时服药、输液、吃饭、午休、看电视，等等，曾经自由自在的时间在这儿是刻板的，被精确地计算在一定的刻度之内，没有一个病人可以逾越。他学会了吸烟，家人每次去探望他都给他送两条烟，交给护士保管，由护士发给他，一天三根，早中晚各一根，一根都不多，也不少。
直到他出院。收拾东西时，他没忘记拿过床头的照片，用袖子仔细地擦了擦，又凑近嘴边轻轻地吹了吹，放进了提包里。
回到家，室内就剩下了他一个人，踱到哪儿都是形影相吊。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提包里掏出照片，操起袖子小心地擦了擦，又贴近嘴边轻轻地吹了吹，立在住院前的位置上，一眼能够看见。
住过精神病院，他的精神被贴上了“病”的标签，就像一只被烧坏的灯泡，断掉的钨丝正是病灶潜伏的大脑，它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牢牢地控制了。矿上不允许他继续上班了，给他提前办了病退，每个月领着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随后金盛矿因为煤采尽了，破产了，更没人管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