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不相瞒，”我对他说，“我宁愿丢了那块表，也不愿意出庭指证一个穷光蛋，让他被吊死，尤其是因为……因为……”
“噢，您大可放心，那家伙罪有应得，只吊死他一次，他不亏。说吊死不够准确，抢您怀表的那人是个贵族，所以后天他是受绞刑，当然，绝不赦免。您瞧，多抢一次少抢一次，根本就不影响他的判决。如果他只抢劫，那还得多感谢上帝！但是他呀，血债累累，一桩比一桩残酷。”
“他叫什么名字？”
“本地人叫他何塞·纳瓦罗。但他还有另一个巴斯克语的名字，发音别扭，你我休想念得出来。真的，此人倒值得一看，既然您喜欢探胜猎奇，饱览本地风光，那就该乘此机会去见识见识在西班牙是怎么打发坏蛋离开人世的。他目前关在小教堂，马丁内斯神甫可以领您去。”
这位多明我会的修士一再要我去看看“挺有意思的绞刑”是如何按部就班进行的。他的盛情难却，我便随人去看那个死囚，但请他原谅我去探监要带一盒雪茄。
我被领到唐·何塞的跟前时，他正在吃饭。他冷冷地向我点了点头，很有礼貌地谢谢我送他的雪茄，挑出了几支后，把其余的还给我，说这么多他抽不完。
我问他是不是花点钱，或者靠我跟有关人士的交情，能替他减减刑。他先是耸耸肩膀，苦笑了一下，然后又转了念头，托我找人为他做一台弥撒，超度他的灵魂。
“您能否，”他又怯生生地追加一个要求，“您能否为一个得罪过您的人，另外再做一台？”
“当然可以啦，朋友，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本地有谁得罪过我。”
他握起我的手，神情严肃地握着，沉默一小会儿，又说道：
“您能再替我办一件事吗？……您回国的途中，也许会经过纳瓦拉。至少会经过维多利亚，这两地相距不远。”
“是的，”我对他说，“我肯定得经过维多利亚。绕道去一趟班布罗那，也不是办不到的事，为了您，我乐意绕这个弯。”
“好极啦！如果您去班布罗那，一定可以看到不少您感兴趣的东西……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我把这枚徽章交给您，”说着，他用手指着挂在他脖子的一枚银质徽章，“请您用纸包好……”他又停了一下，努力调控自己激动的情绪，“请把它交给一位老妈妈，她的地址我待一会儿给您，您只告诉她，我死了，别说是怎么死的。”
我答应他一切照办。第二天，我又去探监，和他度过了大半天，下面这个悲惨的经历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三
他的讲述如下：
我名叫唐·何塞·里萨拉哥亚，出生于巴兹坦盆地的艾里仲多。先生，您对西班牙的情况很熟，一听我的名字就能知道我是巴斯克人，而且，祖祖辈辈都是基督徒。我姓氏前面的“唐”字并非我冒充的，而是我的本分，如果是在艾里仲多我的老家，我可以向您出示羊皮纸的家谱为证。我的家庭想让我进教会当神甫，送我上学，但我一点也不上心。我玩心太重，特爱打网球，这就断送了我的前程。我们这些纳瓦拉人，一打起网球来，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有一天，我赢了球，一个阿拉瓦省的小伙子向我寻衅，两人都动了铁棍，在这场恶斗里我又是赢家，但是伤了人、闯了祸，就不得不逃离家乡躲风。路上碰到了龙骑兵，我便入伍进了阿尔曼萨骑兵营。我们这些山民习武打仗一学就会。我不久便当上了下士，上级正要提升我为中士时，倒霉的事情来了。我被派往塞维利亚烟草厂当警卫。如果您去塞维利亚，一定会看到城外瓜达其维尔河边那座大建筑，时至今日，我觉得那烟草厂大门与旁边的警卫室，仿佛仍历历在目。西班牙大兵值班时，不是打牌便是打瞌睡，我这个老实巴交的纳瓦拉人，却总想找点正事做做。有一天，我正在用黄铜丝编织一根链子，以用来拴住我枪上的铳针，忽听见弟兄们在嚷嚷：“敲钟了，敲钟了，姑娘们快回来干活啦。”先生，您知道，烟厂里足足有四五百女工，都在一个大厅里卷雪茄。任何男性若无“二十道条纹”的批准，皆不得入内，因为天热的时候，女工们都衣衫不整，尤其是年轻的。女工们吃过午饭回厂时，很多年轻小伙子都会观看她们招展而过，还油嘴滑舌地跟她们搭讪打诨。姑娘们对塔夫绸头巾之类的礼物，从来都不拒收。风流浪子只需以此为诱饵，上钩的鱼儿即可俯身而拾。大伙争相观赏之际，我正坐在大门旁边的板凳上。那时我还年轻，总思念自己的家乡，总认为不穿蓝裙子、肩上不搭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绝对算不上漂亮。况且，安达卢西亚的女孩子也叫我害怕，她们尖酸刻薄，没有一句正经话，这种作风使我很不适应。所以，当时我仍埋着头编我的链子，忽然，听见围观的人嚷嚷起来：“瞧呀！那个吉卜赛妞来啦！”我抬起眼睛，一下就看见了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是一个星期五。我瞧见的那个妞，便是您所认识的卡尔曼，几个月前，我就是在她家里遇见了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