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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子：用任性的方式自我毁灭 彪子虽然是剧中学历最高的人——九十年代大学生，却是全剧中最单纯的人，估计他看弗洛伊德看到本我后就不看了，作为本我化身，只追求快乐原则，人物十分自洽。 他仿佛游离于全剧之外，当全厂人为未来担忧时，他却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执迷于烤地瓜、烤红薯和丽茹身上的消毒水味。如果说他富有心计、一心为了事业，那当他拿水瓶砸厂长时，性的冲动便已压倒了理性。 彪子的糖尿病无疑是享乐的惩罚，而这种享乐建立在生活的无望之上。彪子在厂办点头哈腰，却遇到厂长报复意外下岗，再就业的过程中，屡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妻子也因此离去。生活中的胡吃海塞，鼓起的肚皮和“遇事别往心里去”的人生态度，更多彰显着无奈，只能用彩票给生活增添渺茫的希望。 王响、彪子、马队三人狂欢的KTV之后，是一场“生存还是灭亡”式的选择。彪子中大奖无疑带有浓重幻想色彩，彪子的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一次本我任性地自我毁灭。彩票中奖的狂喜，像是一次狂欢式的舞蹈，用笑容向这个残酷的世界告白，这最符合彪子的性格。 马队：难以放手的体制身份 可以说马队的动人之处，正在于他超越规则的正义感。当他凭借自己的判断，在没有经过法律允许情况下，暴打沈墨的大爷，这是出于朴素的道德感而非程序的正当性。当局长因为马队违规命令他不再参与案件的审理，他便脱下警服，更表明对正义的追求超越了警察身份。 而后来，当他被旧时手下李局长嫌弃道“别添乱”后，马队便一蹶不振，让彪子和王响别再叫他马队。那本应当是一个决裂的时刻，按照马队的性格，他或许应该不再依赖过去的身份光环，即使像王响和彪子那样成为真正的平民，也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和道德去追寻正义。 马队在KTV后的昏迷与脑梗，既是一次死去，也可以看成他的重生，他苏醒后仿佛变成了婴儿重新来到世界，脑子里却装着多年前的疑案。那他从婴儿再次长大成人的方式是什么呢？马队在警察局众人的认真倾听下、李局长的端茶送水之中破案，狂喜而痛哭流涕。 可以说，是完成对沈墨的指认、破案，以及警察身份地位的重新找回，让他再次体会到了回到体制的短暂幻象。那马队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火热的正义感在哪呢？我们喜欢一个人物仅仅因为他是思维严谨的神探么？ 况且，他曾困惑的谜团，对于观众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悬念不在这里，观众对马队命运的期盼当然也不在这里。 我们对比《杀人回忆》就能看到，宋康昊饰演的警察的探案之旅，恰恰是一次导致他脱下警服的失败之旅，影片罕见地站在底层的对立面，以警察身份，居高临下地审判、施暴于无辜民众，只为谋求一个几乎无法得到的真相（因为基于事实改编，当时的观众已经知道案件没有告破）。 影片中警察凭借毫无根据的推理，暴力逼供平民，迎来的却是那个“凶手”倔强不屈的面孔。 宋康昊在结尾惊愕又惶恐的复杂面部特写，在我看来旨在说明，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仍然无所不在地笼罩着世界，难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当宋康昊脱下警服，变成一个享受日常美好生活的普通商人，这种惊愕仍然提醒着他，绝对不要忘记，不要那么简单就“向前看”。 王响：向前看真的容易么？ 实际上整个剧可以看作王响与沈墨构成的双主人公，两人虽然社会背景、原生家庭完全不同，但人生经历却高度一致，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失去了世间的一切，在事业上或是丧失了成为音乐家或者医生的未来，或是成为工人劳模后走向下岗，在家庭上，他们都失去了至亲，以及他们共同钟爱的王阳。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共享着同样的一份悲痛，就像同一种残酷的命运都降临在两人头上。 然而根本上不同的是，沈墨面对这种命运的不公，走向了明确的道路：复仇。复仇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港商卢总。卢总一方面作为权势者强行侵犯了沈墨的身体，另一方面，全剧也暗示着工人们之所以陷入到濒临下岗、朝不保夕的窘困境况，根本上就是因为桦钢厂长与港商卢总之间的利益输送。 可以说，卢总不仅侵犯了沈墨，也如吸血鬼一般侵占了王响等全厂工人们的资产。正如沈墨亲手完成了对卢总的复仇，王响同样也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暴打了的厂长，两者都具备着嫉恶如仇的性格。甚至对于王阳来说，帮助沈墨复仇，表明他们三个都是站在一边的。那么为什么在之后的人生选择上，王响与沈墨却大相径庭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