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疯子，”阿宽想，“我是一败类我是一人渣，我还是一精神病？”那位会员的话给阿宽的打击太大了，自杀的念头又跳出来。散会后他走到大街上，想跳到马路中间给自己制造一场车祸。但他最终只是很颓废地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宿舍。他翻出一盒劳拉西泮，那是之前互诫协会会员带他去医院开的抗焦虑药。阿宽吃下了至少14片，是正常药量的七倍。过了十多分钟他才从不畅的呼吸和眩晕中缓过来。
阿宽发现自己痛哭流涕地不停说“对不起”。这是说给那些曾被他电话骚扰过的亲朋好友的，那些电话一直在他心里压着——他称之为“电话事件”。
但无论如何，用阿宽自己的话说，他又开始在互诫协会过日子了。
十二
2014年，阿宽和刘萍停酒三年，他们在一个月内先后来到互诫协会，情如姐弟。在停酒后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每周至少要花三个晚上在互诫协会的会场。会场不大，只是一间六十平方米左右的单身公寓。每周的二、四、六晚上，中国会员们在这里聚会，剩下几天的晚上则是外国会员的聚会。
除了那间单身公寓，每天晚上8点在YY语音也有线上会议，那是为了照顾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会员组织的。张川主动承担了互诫协会的网络传播，那是他在互诫协会的主要服务项目之一。也是张川建立了互诫协会的QQ群，阿宽就是在那个QQ群找到了孟军。
2008年，张川到北医六院住院戒酒时第一次参加了互诫协会，然后保持清醒至今。他提起北医六院时带着亲切感，至于李冰，张川有些害怕她的严肃，却对她赞誉有加。
张川曾因为焦虑症酗酒16年，住院脱瘾三次，复饮两次，原因都是焦虑发作。最后一次他住了三个月院，可能是因为住院“资历最老”，他被选为酒精依赖组的组长。张川一直以为自己的问题是焦虑症而非酒瘾，所以那三个月里，虽然每周一晚上都有互诫协会的会议，张川却从不参加。现在他成了组长，不去就不好意思了。
但是为什么出院后会留在互诫协会，张川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担心自己焦虑发作会复饮，就在六院旁边租了房子。他没有工作，每天都往六院跑。他躲在病房里，等护士长查房结束就跑出来跟病人们谈天说地。每周一晚上互诫协会的会议他也一直参加。在那里他认识了陈友。陈友问他：“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你放心。”
“我放什么心啊，你戒酒又不是我戒酒，”陈友说，“你得跟我们在一起啊。”
出于停酒六年后张川依然说不出的原因，他听了陈友的话，留在互诫协会里。张川的确喜欢和这些嗜酒者们在一起。他公寓的门从来不锁，手机也24小时开机，会员们想要找他，可以直接去他家里或者拨他电话。
刚停酒的那三个月，刘萍没有工作，互诫协会的会议是她的生活重心。每天，她和同样没有工作的会员一起等着开会，有时就在张川家里等，到了晚上再一起去会场。周一在北医六院，剩下的几天在东四十条的单身公寓。散会了就和会员们聚餐。聚餐被戏称为“会后会”，公寓附近的一家东北菜馆是他们的最爱。
聚餐时，张川身上完全看不到焦虑的影子。加入互诫协会之前，他不喝酒就无法与人交流，一个人连地铁都不敢坐。现在他的神经放松不少。一位女会员跟他开玩笑；“你最近恢复得真好！真有精神！”张川竖起两个夸张的大拇指：“你最好！你给我的帮助最大！”他眉毛和嘴角都向上扬着，笑得很开心。
“所有的AA会员跟我都是生死之交。”张川说，“酒瘾患者必须找到其他酒瘾患者，组成一个团体，才有可能康复。”他告诉互诫协会的会员，有问题随时找他，“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安全的”。
十三
“我们即将体会到一种新的自由、新的幸福。我们不会追悔过去，也不会对往事讳莫如深。我们会理解宁静的含义，会懂得平和的价值。不论我们曾经跌落到多深的低谷，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经验有益于他人。无用、自怜的感觉会一扫而空。我们会对自私自利之事失去兴趣，而更有兴趣关心他人。自我追求会烟消云散，整个人生态度和观念会发生变化。我们不会再有对人、对经济不稳定的恐惧感。过去使我们不知所措的情况，我们会凭直觉知道如何处理。我们会幡然悔悟，知道‘上苍’正在做着我们单凭自己做不到的事。这些都是浮夸的诺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