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纽约客》想要什么样的故事？在选题上，你们之间有过冲突吗？
何伟：坦白说，我基本上从没按照他们的选题建议写过稿子。编辑们为此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放弃了努力，停止向我提要求了。事实上，我是不想为他们提出的那些选题去调研和采访，大多都很传统或者政治性太强，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实际产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写什么，但很多想法也都被他们拒绝了。《甲骨文》里有五个故事都是被《纽约客》毙掉的。
最让人伤心的是那篇关于姜文的特写。那是《纽约客》指派的选题，出钱让我采写，还派了个摄影师。但最后他们不喜欢那篇文章，一直没有发表。我对此很难接受。姜文很大方地给了我很多时间，这个结果让我很尴尬。不过我知道那篇文章不错。如果我当时人在纽约，或者好好地与编辑们沟通，也许文章能通过。但它最终还是被毙了。还好，我在《甲骨文》一书中收录了这个故事。因此，当史景迁（JonathanSpence）在一篇书评中特别提到他很喜欢姜文那个章节时，我非常高兴。
正午：你是怎么推销你真正想写的故事的？
何伟：我常常先斩后奏。我知道如果我报上一个有点晦涩的选题，他们十有八九是不想要的，所以干脆直接先写出来。我自己负担前期的费用，没有任何担保，然后赌一赌他们是否要这稿子。我能这么做是因为《江城》和《甲骨文》两本书的销量还不错，这让我在财务上有些余地。很多我非常喜欢的文章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比如，我写过一篇在中国开车的随笔，就采取了那种冒险的方式。《中国巴比松》和《唐医生》也是如此。如果我先告诉他们我想写一个偏僻小镇里的药剂师，他们一定会拒绝。所以我花了一年时间自己去采访，然后写完。这都是一些创作上的决策，有可能实现，是因为我出书存下了一些积蓄。
我很庆幸自己现在有能力这样做。我也很感激杂志社，当我把文章发给他们之后，他们一般都很开明地接受。他们愿意看到任何态度积极的报道，也乐于发表。我们学会了如何与对方交流。那耗费了不少时间，但如今我们能相互理解，合作也非常愉快。过去五六年我的挣扎以及文章被拒的经历，现在看来也都是值得的。我必须按部就班地工作，这样才能继续写出像《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样的书。
正午：即便《纽约客》的文章，有时也难免落入窠臼和某种套路。你如何避免程式化的写作？
何伟：我想最主要的是保持独立。我尽量与杂志社保持一定距离——我并不经常去拜访他们，我也没结识几个《纽约客》的其他作家。我很少与其他外国记者来往（除了我太太之外！），这有助于让我保持思路上的独立。我不想遵循别人的套路。我的个人经历也比较特殊，这也有助于我保持独立。我在密苏里中部一个并不富裕的宗教家庭里成长。然后我去了普林斯顿、牛津、涪陵。我大学修读的是文学及创意写作而非新闻，我还学了中文，这是条比较奇怪的人生路径。我后来又在北京、里奇韦和埃及居住过，就更奇怪了！我想是这种经历让我的想法与众不同吧。
正午：你如何同时开展好几个写作计划？
何伟：我从来无法预料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写完一篇文章，所以我更喜欢同时着手好几个选题。坦白说，这是个麻烦。想要多管齐下是很难的，这也让我的编辑们抓狂。比如，今年春天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四个月左右，我同时在进行五个选题，每一个都需要认真对待并且花费大量精力，都是我以后写书以及杂志文章需要的素材。这意味着我无法在那段时间真正完成任何一个选题——所有计划都是正在进行中。经济上倒没什么问题——幸运的是我的存款足以支持我用这种方式工作，但是编辑们都很头疼，他们希望我的工作节奏能更有计划一些。
正午：这些选题之间，不会互相干扰？
何伟：对新事物我总是持开明态度，这也是不循规蹈矩的表现之一吧。我不喜欢大多数报道的产生方式——有人看到了一则消息，然后他们决定围绕这个主题再去写一篇报道。我更喜欢跟随事件顺其自然的发展。举个例子，大约一年前，我正在埃及南部地区的阿拜多斯（Abydos）进行考古学方面的调研。但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埃及南部另一个地区阿玛那（Amarna）也有些新鲜事值得写写。所以我去那里开始了新的走访。然后我在阿玛那又遇见了一些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跟考古毫无关系——我对他们也产生了兴趣。所以从那以后，每当我到埃及南部去，我就会去走访阿拜多斯、阿玛那、还有那些中国人。那简直疯狂！但是我知道一切最终都会有意义，所以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