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竖沿着戈壁走了三四个小时。一轮不规则的月亮悬挂在深色的天幕之中，雪白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但他没有心思欣赏这些，他又冷又饿。走了一段路，他听见狼群的嘶吼，他攥紧口袋里的打火机，边走边想与狼群搏斗的方法——如果狼来了，他可以用唯一的打火机把衣服烧着驱逐狼群。
狼的鸣叫声没有减弱。他试图搭车，可谁也不敢在深夜搭载一个陌生人。他极度疲倦，同时害怕，他大声唱起了歌，把他从小学会的歌唱了个遍，直到天亮。
雎安奇也走了一夜，走累了他就蹲下来，抽根烟。他后悔懊恼同时充满担忧，“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但这一次，即便捏着电话，谁也没主动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他更多的感觉是饥饿。他走到一个旅店门口，敲敲门，一个维吾尔族老头探出头，他问老头要了一碗过油肉拌面，老头边做边唠叨：“这么早就吃拌面了。”
“这个拌面太好吃了，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拌面呢？”雎安奇想了想，“我太饿了。”
到达乌鲁木齐，雎安奇接到竖的电话。但竖并没有道歉的意思——他身上的钱不够买回北京的车票：“我没钱回去，即使你对我再有矛盾，我出发点还是帮你做这件事情，无论怎样，车费给我。”
他们在乌鲁木齐又见了一面。雎安奇把钱塞进一个信封，狠狠地扔给竖，依然怒气未消。为了“图便宜”，雎安奇经朋友介绍搭乘了一辆军用飞机，机舱并不宽敞，他的座位旁神奇地出现了一只烤全羊，全机舱漂浮着烤全羊的香味，他背着几十盒录像带守在羊的旁边，像做梦一样，伴着烧烤味回到了北京。
起初，他打印了一摞厚厚的剪辑表，尝试着想要把片子剪出来。但在回到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精神几近崩溃，他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了。
他总是处于一种走在路上的幻觉中。睡觉时不停地做梦，总是和新疆有关。妓女、公路、司机和性，像梦魇一样令他无法摆脱。好几次，他睡醒了，躺在床上，以为自己还在新疆的旅馆里。有一次他睡着睡着，突然坐起来，奇怪自己怎么还在新疆，直到他的女朋友把他叫醒，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次去大连拍广告。晚上他住在酒店的宾馆里，一种对旅馆房间无名的恐惧感袭来，他一刻也待不下去，几乎要打开窗户跳楼自杀，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北京。
伤害并不止于精神折磨。在新疆拍摄的四十多天，每日背负重达三十多公斤的摄影器材给他的肩部带来难以愈合的损伤。拍摄到后期，新疆的气候变得寒冷，受损的肩部开始受风，等他回到北京，不得不依靠定期理疗缓解疼痛。
“对我的伤害非常巨大，把青春的勇气用尽了。”雎安奇后来回忆。将近一年，他无法面对有关新疆的一切，而那几十盘磁带，被他永久地尘封在一个箱子里，此后十余年，再也没有打开过。
为了摆脱新疆带来的伤害，雎安奇决定拍一部新的影片。他把拍摄对象定格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日常用品——被子。他去全国各地找各种各样的被子，火车上的、轮船上的、蒙古包里的，甚至去延安把毛主席睡过的被子也拍了下来。他为自己制造了一场刻意疗伤的拍摄行程，他感受不同的被子所带来的温暖，噩梦渐渐地从他的睡眠中消失，他的生活开始趋于平静。
到了2004年，他突然想起竖。那时候他在东直门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事业说不上飞腾，进展倒也平稳。他约竖吃了一顿饭。俩人见面，像约好了一样，谁都没有开口谈起那部电影。雎安奇问起竖的境况，听说竖没地方住，不得不寄居在一对夫妻家中，他很爽快地提议：“你住到我的工作室去吧。”
竖搬了过去，但仅仅一个多月，两人再度不欢而散。那时竖依然嗜酒，比以前喝得更凶了，喝完酒，他到处给人打电话聊天。结果，那个月雎安奇收到了五百多块话费账单，他打电话给竖，在电话中再度争吵，和在新疆一样互不相让。雎安奇挂掉电话：“你自己保重吧。”
此后八年，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六
在北京，竖并没有经受雎安奇所遭遇的阵痛。零星会有人好奇：“你不是去新疆拍了一部毛片吗？”他回答：“拍砸了，没有这部电影。”后来，他不提也没有人再问过他，那部电影像投到他生活的一块石子，沉进去，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