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诗人无所事事，一个人去工作，赚来的钱养活其他诗人，等这个诗人工作烦了，再换另一个诗人去工作。在初期，这种群居生活仿佛有种奇妙的激励作用，每天早上醒来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北京的生活让竖感到新鲜又刺激，而写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与其他诗人之间相互温暖的社交方式。
有时，竖也会去参加一些艺术家的聚会——这个城市和他相似的“神经病”太多了。不过，当他认识雎安奇并决定和他一起拍电影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因此会泛起短暂的波澜。
三
2002年8月的一个夏夜，导演雎安奇第一次见到竖，是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那是一场艺术家的小型聚会。当时雎安奇正在筹备一部实验电影《诗人出差了》，四处寻觅男主角。一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介绍竖给他认识。竖瘦高个，长得有几分帅气，第一眼见到竖，他散发出的诗人特有的一股子忧郁气质，让雎安奇觉得，“竖就像是为这个片子而生的”。
这是雎安奇的第二部影片，距离他的处女作《北京的风很大》已经过去两年多。那部电影入选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并以其强烈的实验性和风格化，收获了巨大的赞誉。回到北京，《北京的风很大》举办了三十多场放映。这个24岁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小伙子在京城艺术圈，闯出了名堂。
在柏林电影节，雎安奇认识了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Stone）。斯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计划？”那时候，雎安奇已经在构思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他是新疆人，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出现了大批从内地前来支援的年轻人，因此产生了很多支边家庭。他计划拍一部关于支边家庭的电影。
回到北京，他发给斯通一个粗略的故事大纲。斯通很快回信了：“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当你写完剧本时，给我寄一份。”这封信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他拉上一个朋友，带上摄影机，跑去新疆的一个兵工厂附近采风。有一辆警车注意到他们，一下子把他们抓了起来。
他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分开审讯。雎安奇吓坏了，他很担心朋友会被收容遣送。公安打电话给他在乌鲁木齐的父母，家人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你疯了吗？你在干吗？惹这么多事儿？”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从公安局出来以后，他甚至连家都不敢回，只能和朋友猫在宾馆里。
他仍然决心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剧本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唯一缺的就是钱——他设计了跌宕的剧情，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预算也飙升至百万。他四处找投资，谈了几家都不了了之。有一次，他在新疆拍广告，认识了当地一家货运公司的老板。老板也出生于支边家庭，看完剧本，感动得痛哭，当场许诺：“我要投资你这部电影。”不料，次年老板生意失败，电影拍不成了。
现实浇灭了他所有的热情。雎安奇独自在新疆待了将近一个月，从南疆走到北疆。这是一段对电影狂热的青年为自己疗伤的失意的旅程。他住在公路边破旧的旅馆里，见到了很多妓女。他突然想起十一岁经历的那个炎热暑假，他跟着同学哥哥的运输卡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南疆，沿路经过很多公路旅馆，中午吃饭，司机把车停靠在旅馆门前，他总要等候很长时间才继续上路。有一次他等得不耐烦了，跑进旅馆房间，推开门，看见司机正和妓女混在一起。他震惊极了。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妓女的存在。
十一岁的记忆片段像触电一样来回在雎安奇的大脑里乱窜。他蜗居在一个山谷的旅馆里，重新构思新的剧本——一个诗人为自己开启的一段放任的不断寻找妓女的旅途，毫无目的地在风景和欲望中穿梭。和《北京的风很大》一样，这是一部极具风格和概念性的影片，更重要的似乎是，这样的电影拍起来不需要什么钱。毕竟再没有人会给他投资拍一部故事片了。
雎安奇很快开始找演员。整个过程几乎有点瞎撞。他先找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职业演员，一开始演员热情很高，他找了一个妓女给他试戏：“你们干，我在旁边拍。”当他拿起摄像机蹲在旁边，接着靠近拍特写，演员突然发火：“你这不成毛片了吗？你别耍我行不行？”演员愤然离场，给他发了一条带着劝告又义正词严的短信：“雎安奇，一个人做事要有底线啊。”他接着在宋庄找了一个画家，但对方态度十分闲散。有朋友甚至介绍了演员张嘉译给他，两人在国贸的星巴克见面，“不行，张嘉译长得太正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