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基本上《猎身》之后一个大的项目，就是关于东北移民。我2004年开始做这个项目，十年了，还是没有做完。我完全没有想到写这本书会花这么长时间。
正午：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
项飚：实事求是地讲，第一，我选择这个题目，当时并没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猎身》是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得比较好的，当时全时间地挣扎，我看到了问题，并且写出来。博士毕业之后开始工作，等于进入了西方主流的学术生产体系。主流的学术生产体系主要有两个力量来支配你，第一就是发表论文的要求，第二个是资金投入，项目经费的要求。在那样的情况下，我选择东北移民输出，也不完全是自己的意愿，一定意义上是迎合了西方学术生产体系的期望。
东北移民当时在欧洲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中国人在欧洲的，本来主要是浙江、福建人，1990年代之后，欧洲突然出现了很多东北人，引起了很多关注，人们想要了解是怎么回事。这个题目应对了这个焦虑，但是这个焦虑是欧洲人的。这个题目对中国社会本身、对全球变化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直不清楚，思想进度就比较慢。没有明确的问题也有好处，实际调查中拿到的素材就更多，也更散，我了解了很多情况，但是没有一个灵魂。对我来讲，学术工作的灵魂，就是政治上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问题在胸膛燃烧，写出来的东西四平八稳，没有什么乐趣，也写得很慢。
第二个原因，我也处在一个转型中，总希望思考上能更深化，更概念性地提出一些问题。《猎身》主要还是对现象的直接分析和描述，没有就这个现象、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变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没有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现在就想通过东北移民，对中国社会变化提出一些说法，这个就很难了，要不断地想，不断地读。再一个，也不断有别的事情，像香港问题，也牵扯了很多精力。
正午：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党和国家的关系，指出之所以有“一国两制”这样的方案，正是因为党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党对领导权高度自信，这个很新鲜，在现在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有你那样的视角。
项飚：我觉得我们要面对历史和现实，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是历史形成的，所以要先在历史里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怎么会到了今天，而且这个历史形成的过程里面一定是有合理因素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之前说的，1989年之后，我们经历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单一化。什么意思呢，我们失去了从自己的历史里面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一讲中国的问题，就是批判中国不民主、一党制，这个很难讲是对还是错，但是这整个说法是按照抽象的标准判定中国，没有把历史说清楚。从解决方案来讲，如果你总是从外在的标准批判，那么解决方案就非常极端，全盘西化，也无法操作，究竟从哪里开始做呢？如果你一定要把自己和一个抽象的标准去比，怎么样达到那个目的呢？这个是讲不清楚的。
我们必须从手里有的东西开始，要回到历史，看手里有的潜在的合理因素在哪里，把这些因素调动起来，才能往前走。否则的话，总是用外在标准来评判，我们就丧失了思考能力，更丧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争论就变得一方面很激烈，另一方面没有建设性。一方就说你就是维护极权的，另一方就说，你都是跟美国的，搞国际阴谋的。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正午：回到你关于东北移民的研究，之前你好像写到两种，一个是劳工移植，一个是后备移民。
项飚：劳工移植是提出了一种关系，就是点对点的跨国关系，这个是说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原来人们想象全世界变成了一体，就会有各种跨越了国界的社会关系，但这个至少在亚洲没有发生。我们出现的不是一个像水银落地、洪水决堤一样的全球覆盖式的全球联系，而是点对点的、在政府严密管制下的联系，至少在劳工、人的流动是这样，跟金融、物品流通不一样。
亚太地区，一方面经济是最开放的，跨国性和全球化是动力最强的，像APEC，讲的就是自由贸易。但另一方面，亚洲的国家是非常强大的，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个跨国的冲动和主权国家的力量，是怎么样结合的，东北劳工在亚洲的移民，体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