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箫的工作状态是，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九点换好制服开始上班。案多庭少，法庭不够用，王箫需要和其他法官合用一个法庭，她的庭审时间都排在了下午。整个上午，王箫都在写判决书，大多数案子光证据就有二三十份，她都要仔细阅读。她还要见缝插针地打调解电话，听听各方意见和诉求，帮着分析利弊。
好几次，我在工作日的中午去找王箫吃饭。她坐下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喝水，一口气喝上两三杯：“一上午忙得水都没时间喝一口。”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公务员们“喝茶看报”的想象。
王箫午饭的时间很短，她总是急着回办公室阅卷。下午一点半，开第一个庭，她把第二个庭排在三点，但实际上每个庭审都会多用一些时间。等到所有的庭都开完，也已经快要下班了，许多同事会选择在法院吃饭，再加班。但王箫需要赶回家做饭，晚上再加班写判决。
经常加班，并不是因为王箫的工作效率有问题，她是一个办事极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务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从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应”，法院的案子一下子呈爆炸状，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结完400多件案子，还会遗留300多件未结案。
为此，北京一些基层法院的规定是，每年9月份开始，每周二、四加班到8点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则规定，周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报批评。
即便如此，案子还是审不完判不完，当事人便常常打电话来催促，问题大多是：“为什么还没有结案？”“为什么这么慢？”王箫不得不一个个解释：“这案子也有个先来后到，您再等等。”等久了，当事人总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来询问。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时间每分每秒被电话轰炸，直接就拔了电话线，或者拿件衣服盖住电话。找不到法官，当事人更急了，便开始投诉法官。田丽丽问过王箫：“遇到这种投诉，你们院会怎么办？”王箫说，会有相关部门去接待，不会反映到我们这里。
但在深圳，田丽丽的司法改革试点法院，投诉的渠道五花八门。田丽丽形容说，她所在的法院就像个餐厅，是个服务机构。信访办就设立在立案大厅旁边，全院脾气最好的两个人坐在那里，一周五天工作。他们接待完投诉人，把投诉内容抄送所有与被投诉人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这条投诉信息会出现在被投诉人的OA办公系统的待办事项里——如果你不处理，它就会随时跳出提醒。
投诉人还可以去区政府、司法局、街道办、检察院、中级法院，几乎到哪里都能投诉到田丽丽。深圳市中级法院还研发出一个便民措施，直接拨打投诉热线，热线电话将自动生成一条短信发送到被投诉人的手机。如果收不到被投诉人的书面回复，就不断发送短信提醒。
在北京，王箫的法院，有时候当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门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们就能直接犯焦虑症。
整个2015年，王箫身边人心浮动，许多同事都想辞职。进入法院工作要签订一个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满才能辞职。每年的7月，就是辞职高峰。2015年，王箫这一届的法官入职刚满五年，一下子就有17个人提出辞职。但北京基层法院的人手实在太紧缺，有些法院不批准辞职，有些则会压到年底才批。
同事们离开的时候，王箫正在休产假，她的这一胎终于顺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着孩子，还在担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来，王箫显然是很适合法官这个职业的，她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会挤占她未来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丽丽也谋思着她的辞职。基层法院的工作其实是平凡普通的，但她发现自己最终记住的，都是那些伤害她的案子。起初她还好言好语，给当事人普法，时间长了，耐心也渐渐失去。而且，这些还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内部，围绕着分工和晋升，又有数不清的矛盾。
进入法院之前，田丽丽对我说，她期待有个途径能够晋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进入系统一两年就发现，除了重新考试、进行遴选，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整个法院晋升的体系极其不健全——以前法官们靠熬年头还可以晋升，现在连熬年头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