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我来说，法官这个职业是最近五六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我的奶奶曾经是名人民法官，印象中，她永远是一身蓝色制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理直气壮。奶奶的原则性很强，很多时候，她的脸上就刻着“不可侵犯”四个字。在她60多岁时，还保持着每天早上起来诵读法条的习惯。
小时候，我曾去过奶奶的法庭，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房间，木质的旧椅子，有些小喧闹。我读了法学专业，在奶奶看来，是继承了她的衣钵。我也曾经想象过成为一名法官，但我想象中的画面，大多是外国电影和港剧里的法官角色。而我第一次正式参观法庭，是在大学，老师带我们去旁听法院的庭审。
那是位于北京的朝阳法院，方方正正的大楼和高悬的国徽让我感觉肃穆威严，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法庭给我的最初感觉，并不像是个打官司的地方，更像个神坛，而其中最显目的就是法官。每次在法庭里，我都会有种错觉，认为法官们的身躯都异常庞大，他们似乎比正常人高大许多。我猜那是椅子的缘故，或者是法袍的缘故。
大学毕业后，决定选择法官职业的同学都报考了研究生。我不想再读书，便开始工作。我很难在学生时代把那些准备做法官的同学们，和这份职业联系在一起，对很多法学学生而言，法官太神圣了。
我的法官朋友们，大多是女生。她（他）们并没有比正常人更高大的身躯，彼此也并不相似，有普通人身上所有的毛病，也常常脑子不清楚，有时候辩论起来，说话总是没逻辑。
有时候，我会询问她们一些热门法律问题，比如某个法律修正案什么时候出台？她们一脸怒气：“这我上哪儿知道？”我拿报纸上的热门案例请教她们，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我也不清楚啊，知道的和你一样。”但我们一聊起某个离婚八卦，她们分析起财产分割和抚养权总是头头是道。
法官朋友们总是很穷。起初我不相信，因为她们衣食住行基本都是单位负责，根本没有花钱的时间和地方。法官朋友们总是在加班，晚上在加班，周末也在加班，她们好像比任何职业都忙。
每次聚会，她们总会鸡毛蒜皮地讲一些琐事，都是工作中遇到的小事，用法言法语的表达方式，让人一头雾水。当我身边的法官朋友越来越多时，我觉得这真是个怨气很重的职业。她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抱怨，似乎每个人都干不下去了。
四
王箫是田丽丽研究生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我有时候会想，她们真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田丽丽渴望成功，王箫安于生活，田丽丽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也没有这些计划，王箫大学一毕业就按部就班开始解决这些人生难题，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别人去解决这些难题。
王箫进入法院工作，并没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和老一辈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女孩子应该去做公务员，有保障又稳定，钱的事情让男人去愁。
刚入法院的头两年，王箫谈得最多的是分房。这也是我的法官朋友们最热衷谈论的事情，从他们进入这个系统的第一天起，就翘首盼望能够分到一套房子。2010年，和王箫同一批进入北京某基层法院的有近70人，他们住在法院的公租房里，两居的租金是4500元，一居租金大约2700元，据说这是周边房租的八折。法官们需要一次缴完一年租金，而刚进法院的硕士生，每个月工资只有3600元左右。
法院朋友们的聊天话题，总是围绕“大概什么时候会分房？”。不幸的是，王箫所在的法院在2008年已经分过一次房，2005年之后入院的公务员都没有资格享受。而他们所在的区域寸土寸金。我去过王箫的办公室，六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每人除了一张办公室，还配有一个案卷柜，平时走路都要侧着身。
很快，王箫的话题转变为“还会不会分房？”每次提及，她都一脸沮丧唉声叹气。在法院的第三年，王箫终于等不及了。她和家人在距离法院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买了房，开始准备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生孩子。
我从田丽丽口中得知，王箫的新阶段并不太顺利。后来我还听说，这两年，基层法院的很多适龄女法官在怀第一个孩子时，都会流产。大家私底下议论猜测，这也许和工作压力太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