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年度散文（全文在线阅读） > 同是荒原沦落人
柳萌
忘记是谁告诉我的，黄苗子先生病故了，时间好像是2012年年初。
听后我的心中“咯噔”一下：唉，最后一位年长“老同学”走了。随之我脑海里立刻翻起记忆波澜。
1958年，北京“右派”被流放北大荒，经过漫长冰雪严冬，终于等来第一个春天，冰雪消融，花草展容，云雀歌唱，蛮荒大地充满勃勃生机。我们这些流人压抑的心绪，好像也渐渐有些好转，不过在寂寞清冷的晚上，依然，能听到长吁短叹声，能看到独饮消愁人。看来“柳暗花明”的生活，对于我们还蛮遥远，很艰难。
有天傍晚收工回来，难友们拖着疲惫身躯，无精打采地走到工棚，忽然发现五颜六色的野花，组成一个大的“乐”字，用绿草衬托放在脸盆里，立刻吸引住众人眼球，都在久久观望欣赏，谁也没有说什么，却又仿佛在说：“这是谁植的花儿，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心思？”后来听说，黄苗子见满地花草，鲜嫩可爱，就随手采撷回来，精心组成这盆花，用以鼓励难友忧中找乐。从此，我记住了书画家黄苗子。
论年龄，我跟黄苗子相差二三十岁哪，他又是著名书画家，年龄地位都相隔甚远，怎么是“老同学”呢？欲求答案就得问老天爷了，他老人家开玩笑，有时不知高低深浅，常常是不考虑人的感受，胡乱地取闹寻乐，让当事人都不好意思。
我现在说起我的“老同学”，就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怕人说我是在高攀名人，那可就冤枉死我了。
其实不光是苗子先生，还有多位文化名人，如艾青、丁玲、吴祖光、丁聪、尹瘦石、聂绀弩、沈默君、李景波等前辈，都是我的“老同学”。您觉得我口气大了吧？的确是大了点儿。只是您得听清楚，这“老同学”的称呼，是他们先叫我的，不是我主动叫他们的，给我三个胆儿都不敢张嘴。即使他们不是名人，摆在那里的年岁，我也不能如此造次啊。
为什么说是老天爷开玩笑呢？年轻人是不知道了，年纪大的还记得，1957年那场“阳谋”运动，按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全国划了五十五万“右派”，其中不乏响当当的名人。可是一顶帽子戴上，就不分尺码大小了，统统都是“右派分子”，像我前文说的多位名人，都曾经是我仰慕的人物，他们被戴上“右派”帽子，就跟我这个无名小“右派”画等号，成了“一小撮儿”，统称“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完全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国家机关近三千名“右派”，同乘一列慢车出山海关，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上了火车犹如鸟儿出笼，尽管头上戴着“紧箍儿”，但是毕竟都是一水儿“老右”，大家彼此彼此，再无冷眼横眉，说话做事都无人监督，神经反而比在北京松弛，认识不认识的都一起聊天儿。在漫长寂寞的旅途中，渐渐地彼此混熟了，不知不觉就再无防备，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原来人跟人只要平等，再警惕的心也会毫无芥蒂。
那时北大荒还不出名，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大家就极尽发挥想象力，以字猜意，以意思景，描绘心目中的劳改地。“北”就是比东北还要北，“大”就是无比辽阔空灵，“荒”就是渺无人烟、苍凉。最后认识一致：咱们这群“右派”劳改犯，好地方不会让咱们去，瞧着吧，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哪。这么一想，个个都显得黯然神伤，忧虑未来。
丁聪、聂绀驽、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跟我们都分在850农场；丁玲、艾青、吴祖光等，都分在852、853农场，因为同属北大荒军垦农场，外人笼统叫“北大荒右派”。我们这些“右派”自己呢，一笔写不出两个“右”字，一笔也写不出两个“荒”字，因此，多年后这些人回到北京，见面总是称呼“荒友”“难友”，以此区别于北大荒兵团知青，他们之间互称“兵团战友”——比“右派”体面光荣。后来不知是哪位“荒友”，雅封我们为“北大同学”，既显出亲切又有幽默感，还不失体面的身份，只是带着难以言喻的苦涩，有时还会引起小小误会。
有次应邀去美术馆参观画展，刚走进展厅就听有人喊：“柳萌，老同学，快过来，咱们一起照相。”我一看是画家丁聪，就不客气地挤进队列，跟着一帮画家拍照。照完相一位画家不解地问：“丁老，你们俩年岁差好多，怎么是老同学？”丁聪扬起他那圆润的脸，颇为得意地笑了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俩是北大（荒）农垦（农场）系，1957届的老同学，一起学习了三年哪，还不是老同学吗？”这时听的人才多少明白点儿，原来丁聪这位漫画大师，是用双关称呼幽默了一把，戏说当年的“右派”经历。这就是在那个扭曲年代里，我这个普通年轻编辑，跟著名文化人成了“同学”的来历。从此，让我懂得一个道理：人哪，不管有多大本事，多大名位，一旦倒霉落魄，都是那么回事儿，想牛也牛不起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