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廊南门的山形墙上刻有一座浮雕，乍看像在描绘拔河比赛的情景，无疑是印度教经典神话场景“乳海翻腾”。第三回廊呈十字形结构，北门上有取自《摩诃婆罗多》情节的浮雕，表现湿婆与阿朱那斗法；南门山形墙上刻有骑着水牛的冥神（夜摩天）。这些雕刻都不及吴哥窟和班迭斯雷寺的精美，让我觉得柏威夏寺在雕刻艺术上的吸引力比不过建筑的气势及地理环境，特别是寺庙南端那一道直落深渊的断崖。从第五回廊一路走来，整个参观过程就是在800米长的中轴线上步步行进、景观在眼前渐次展开的过程，有一种节奏感、韵律美。最终，一切都在悬崖边戛然而止，像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就是这道断崖，在1907年它本来有希望成为泰柬分界线，然而阴差阳错，它在红色高棉时期不幸充当了42000名难民的鬼门关。
悬崖边上，我被一个柬埔寨士兵拉住练习英语口语：“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
我问他这里能不能看到泰国。
他把我带到第三回廊外，空地上支着一座三脚架，一台望远镜，镜头对准山下某个地方。他指指望远镜：“泰国。”
俯身贴近镜筒，一个有点模糊的画面突然跳出来，近在眼前。我看到一栋建筑，像是个观景台，旗杆上飘着红白蓝三色的泰国国旗。一个手握望远镜的人正朝这边看，他衣服的颜色是绿色的，大概也是游客。
这么近——那么远。我想那个人也一定能看得清我身上衣服的颜色。
外婆，以及远去的世界
文_曹海丽
今年春节过后，我和母亲、姐姐去杭州，接外婆来上海小住。
外婆属狗，已经93周岁了。
大概从几年前开始，她的神智、记忆都出现明显的衰退。去年，她的精神状况似乎恶化了。那是在三姨家住的时候，三姨和她一屋分床而睡——三姨夫几年前过世了。有一天晚上，外婆在睡梦中高喊追杀，还从床沿俯下身用两手套到鞋里，噼啪噼啪拍打地面做追赶状，吓得三姨当场夺门而出。
这是母亲今年告诉我的。母亲说，这个事情之后，外婆就越来越说胡话，而且开始害怕一个人睡觉。回到娘舅家住后，她经常半夜敲舅舅、舅妈的卧室门，要和他们一起睡，但都没被同意。
外婆共有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妈排行老二。除了母亲定居在上海，其余的都在浙江。大姨和舅舅（排行老五）在杭州，三姨、四姨和小姨则仍生活在嵊州（以前叫嵊县，隶属于绍兴地区，后来改成县级市易名嵊州市）老家的农村。
外公1990年去世后，家里便只剩下外婆一人了。但她始终不愿完全离开那块她辛苦劳作了一辈子、也习惯了的土地——直到85岁那年，她终于挑不动水了，才不情愿地彻底放弃农田，放弃那幢用黄土夯起来的老屋，轮流在六个子女家中寄居。
那天晚上，我们在杭州过夜，妈妈陪外婆在舅舅家睡觉。我和姐姐则在附近找了家宾馆。第二天，母亲用她那惯常高昂的音调讲述前晚外婆和她的“夜半对话”：她迷迷糊糊睡着，外婆拍着她的腿（她们一头一脚地睡）问：你是谁啊？妈妈回答：我是湘娟，你的女儿。外婆“哦”了一声，又问：你住在哪里啊？妈妈又如实回答。如此这般几个来回，妈妈说她一晚上几乎没睡着。
回到上海的那个晚上，妈妈为外婆准备好了卧室，但外婆说可以跟我睡，她指着我睡的双人床说，睡得下的。我有些不忍，便说可以让外婆跟我一起睡。但母亲不同意，她说外婆晚上会说胡话，会拍我的腿，我晚上会睡不好觉。而且我后天就要回北京了，到时外婆还是得一个人睡。我没再坚持，心里隐隐松了口气。
我忽然感到内疚起来。我小时候被外婆带过三年，一直很亲，但成年后我和外婆的沟通越来越少，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虽然她每年春天会被接到上海父母家小住一两个月，但我总是不在家。只有过年有时间去看她——外婆一般在杭州舅舅家过年。
但大多数时候，我也是和亲戚们在一起闲聊，并没有机会和外婆多说话。大家在一起聊天，外婆也插不上话，唯有一个劲往大家手里塞吃的东西——这是她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但大家常常不愿意被塞，外婆就会噘噘嘴皱皱眉，一番推来推去之后，她会默默地坐到墙角的木头沙发上。她那样安静地坐着，发着呆，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带着农村人少有的优雅——她总是穿着整洁，一头齐耳银发整齐地用一个发箍箍着，时不时地用手捋一下。大家高声笑谈，并不特别留意她，我便感到她内心深刻的孤独。这孤独似乎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也难以安慰。我常常觉得无话可说，只能走过去和她依偎在一起。她高兴起来，但我知道这并不能减轻她的孤独。
记忆中，成年后，我很少和外婆有过真正的交流，甚至对她的过去，她所经历的那些年代，都没有仔细问过，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细究或回忆的。更糟糕的是，我的乡音渐失，外婆的听力变弱后，我们的交流就更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