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我回到上海父母身边去上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适应，每天都想念着外公外婆和石头岭村。或许是从农村到大城市的巨大环境变化，或许是父母在童年时期的缺失，我一下子变得内向敏感孤僻自卑起来，和父母的关系也处得不好。每当我感到被冷落，被伤害，伤心自艾时，我便提笔给外公外婆写信。这些信并没有寄出。外婆也并不识字。
我总是盼着放假，因为一放假就可以回外婆家了。那时从上海到石头岭村，要先坐八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再转长途汽车，中间还要再倒车，差不多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时的汽车车顶上有一个行李架，行李都放在上面，用绳子捆绑着，开进汽车站后，有人站到高台上把行李一件一件扔下来。我是那样喜欢回老家的旅程，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是当列车员，为此我还在日记本里贴了一个橡皮泥的铁路徽标。
一直到上高中，只要没有意外，我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回外婆家。过年更是雷打不动的行程。我喜欢在老家过年的气氛。那时冬天还经常下大雪。一大家子三代十多口人聚到一起非常热闹。外婆会给我们这些小辈们准备崭新的压岁钱。记得早年是几角，后来经济条件好了变成几块。初一早上起来，外面是一片银装素裹，外婆已经准备好用蜜枣、白糖泡的甜水，是吉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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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天，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外婆家过暑假。印象中那个夏天有些安静，表弟表妹们都没有回来。舅舅已经结婚生子，吴家香火后继有人。舅舅子承父业，跟外公学木工活，在村外开了一个小厂子。他是外婆六个孩子中唯一自由恋爱结婚的。舅妈来自另外一个不太远的村。她和舅舅相识缘于小姨。小姨是姊妹中读书最多、也最爱读书的一个，她从小字写得很好，性情颇为清高，但命运不济，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的一家标牌厂工作，舅妈是她的同事。
我记得我还在外婆家住的时候，舅舅和舅妈就已经谈上恋爱了。印象中舅妈到外婆家来过几趟。我对她没有产生特别的印象，只记得她似乎梳着一个大辫子。外婆并不喜欢这个未来的儿媳，似乎嫌她过于精明厉害，怕敦厚老实的儿子吃亏。但舅舅没有听从外婆，虽然也曾闹过分手，但后来又和好了，结了婚，很快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夏天，上小学的我在外婆家过暑假。我第一次看到外婆和舅妈当着我的面吵架，吵得很凶。我不记得她们为什么争吵了，只记得那个一直深深留在我脑海里的画面：她们在堂前（带天井的厅堂）面对面站着，外婆穿着青色斜襟布衫，一边手里干着活，一边声色俱厉地说着；舅妈则一只胳膊夹着才一岁多的儿子，身子向前倾着，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着，激烈地回应。她们互相咒骂着，唾沫在照射进来的夏日光线中飞舞。我站在一旁，茫然无措，心里很是害怕。多年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个画面，就像看一个默片，听不见她们的声音，只看见她们快速张合的嘴唇和灿烂阳光下挥舞的手臂和横飞的唾沫。而我是唯一的观众。
此后，无论时间流逝，我对舅妈在心理上总或多或少有了隔阂。外婆无疑也是强势的。听母亲说，那时家里吵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温和的外公想搬出去图个清静，被外婆断然阻止。外婆说，为什么要让着她？同样温和的舅舅夹在中间常常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如今，年事已高的外婆也不得不依靠媳妇照顾了，但中间仍隔了层东西。
那时的外婆仍是强壮有力的，虽然年过五十，但下地劳动，里外持家，都靠她一个人。“我什么都能种，做出来的萝卜这么大。”在今年年初的那次谈话中，她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她说外公总是把钱交给她的。她对着母亲说：“他对我很好，我就很平心，很知足。他有什么吃的都带回来给我。我理家，把家理得好好的。你爹把钱给我，我知道应该买什么东西，我每天想着怎么用这点钱。我知道买什么糕点给儿孙们。你爹不懂这些。”
外公是一个温和的人，内向，不爱多说话，晚间兴致好的时候他喜欢独自饮一盅黄酒。他抽烟抽得很厉害，因此常常咳嗽。他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偶尔帮外婆做点农活。大部分时间，他在堂前刨木头，用墨盒画线，或者就是坐在那里抽烟。他瘦弱的身躯因剧烈的咳嗽而愈发显得单薄。外公并不是一个轻易表露自己感情的人，和大多数农村里的男人一样，他也重男轻女，但他对我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