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回老家，我们在小姨家做客。小姨之前出来打工曾住在我们家，我父母帮她在部队的招待所找了一个前台的工作。我经常感慨她的大材小用和人生际遇的不平，但小姨自己似乎已经不再抵抗命运。她一直过了三十还没找对象——她对人仍是要求高的。后来在家里人的各种压力和介绍下选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小姨父来自我父亲的那个镇，务农之外，他以踩人力车拉客赚点外快，但赚得很少。我想小姨终究决定向命运妥协。她跟着小姨父回到镇上，干起了农活。收入少得可怜。他们生了一对龙凤胎，经济压力更加沉重。我们常常想在财务上给她一些帮助，但她总是拒绝，并会千方百计地还回来。孩子们考上大学后，自尊要强、拒绝资助的小姨终于向亲戚们开口，她说这些钱以后会慢慢还的。
那一次回老家，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我记得我站在小姨房子的门槛内，外婆站在门槛外，旁边还有小姨和母亲。外婆显得心神不宁。她说，她刚从庙里回来，她去给外公求了一个签，算了一卦，说是如果能熬过这个年关，就暂时不会有事了。我很是震动。我竟不知外公的身体状况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我被一种亲人要离去的恐慌和生命的不确定性攫住，忽然害怕起年关的到来。
外公熬过了那个年关，我们都松了口气，外婆也愈发心诚地念佛——她是整个家庭里唯一信佛的人。
然而，外公终究没有熬过太长的时间。1990年4月的一天，我上高一，老家忽然来电话说外公快不行了。父母立即赶回去了。三天后，外公走了。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外公死前非常痛苦，浑身痒得厉害，都挠出了血。我听了很难过，想起小时候让外公给我挠“角角岭”，他总是挠不对，我就撒野。
然而，外公去世带来的震动很快在与老家隔绝的世界中消逝了。自从上高中后，我就不怎么回老家了。我的生活被其他的东西占据了：备战高考、成长的烦恼、人生的困惑、对未来的憧憬和迷茫。老家的山水人情似乎都在慢慢离我远去。及至到北京上大学，就更少回外婆家了。
外公去世后，石头岭只剩外婆一个人（舅舅一家于80年代末去了杭州发展），子女们便经常接她出来住，怕她一个人没人照顾，又寂寞。不过，外婆习惯了农耕生活和自己的家，出去住不了多久就要回去，特别是清明时节，必然是要回去给外公扫墓，以及挖春笋的。
很久以后，我已经工作了，有一次我回到石头岭，惊讶地发现这个充满童年记忆的村庄，已近消亡。老年人离世的离世，年轻人则全部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两个常住人口——我的大表舅和他爱人，继续着农耕生活。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在外地。（如今就连他们两口子也在山脚下的镇里买了带现代卫生间和厨房的新房，只在采茶季节回石头岭了。）外婆一年只回来住几个月。除了外婆和大表舅家的房子，其余的大都坍塌了，底下的池塘水也几近干涸。不过是二十余年间，人和物就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婆年纪愈来愈大，但常年的农作生活令她身体健康。倒是在城里住的时候，她很不习惯。那里，她不认识任何其他人，又有语言障碍。大部分的时间她只能坐在屋里，无事可做。她常常闲不住，想在饭后帮忙收拾碗筷，或是洗洗衣物，但总是被儿女们阻止。
七八年前，外婆终因体力不支干不动农活了，被子女们说服完全离开石头岭。从此石头岭的老屋迅速地衰败下去，先是做饭的灶头倒了，后来半间厨房整个倒塌了。外婆知道很着急，让舅舅去修。但懒散的舅舅总是拖着，因为修起来也没人去住，总不能让外婆一个人住那。于是，到今天为止，修缮工作仍未启动。
这两年，随着外婆越来越多地说“要走了”这样的话，把老屋修起来的事重新被提起。外婆是想回到老屋去离开这个世界的，只有石头岭的那个家才是她真正的家，让她内心安宁的家。但每次和母亲说起这事，她也总说不现实。不是修缮难，而是修起来了也不可能有人陪外婆回去度过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听到这里我也只能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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