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勇相比，我们这些读了大学拿到文凭的人，回到县城的最好工作就是考一个编制，进入政府或者学校，安全而舒服。虽然我们内心都期待能彻底离开那个小县城，但就业的压力，前途的不确定性，总令一部分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县城的安定显得如此具有吸引力。
但那些不确定性也曾令我们兴奋。大学里，我们都喜欢活跃在社交网络上，比如校内网和QQ群。有人在海边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只露出一张笑脸，同时又有人站在北京的街头，拍下了沙尘暴的照片（配了一行字说，真黄）。有人挂科了，但好像其实挺高兴，有人晒出和女朋友的照片，马上有人回复说，真有夫妻相。看上去，所有人都拥抱着新的生活，练习着新的话语方式。
2007年我进入大学，展示新生活的方式是写博客。在宿舍断电之前，一晚上我就能写几千字，刷新着页面，等待着四面八方的评论。那时我好像有无穷的精力和时间，愿意把任何事情搬到电脑上，我愿意用八百字讲出在食堂忘带饭卡的忧伤，用两千字写出大雪封路，假期回家时堵在了县城外的高速公路上。
大学假期回到县城里，总有人组织同学聚餐。我的高中班六七十人，最多的一次聚集了将近一半。班主任也到了，他喝下一杯带有“桃李满天下”意味的啤酒，笑吟吟地点评每个人的变化。往日的压抑仿佛一笔勾销，再没有人恨不得撕掉试卷然后炸掉学校。大家突然对母校无比爱恋，站在教学楼下，愉快地排成两排，对着相机镜头，摆出V字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