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志令》中的曹操(3)

    《述志令》面上主旨是陈述“忠”，深层动机是向天下向这个血腥江湖表明自己的巨大存在。但曹操不能无视皇权道德紧箍咒。清楚这个时代，明白自身的能量和局限。这就是曹操。曹操的态度或许可以这样说：我本人至死不称帝，就对得起汉室，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历史了。曹操有俯视皇位的胸襟，皇位并非曹操的最高追求，“圣人圣王”才是他的理想。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而历史并不买账。圣人圣王注定当不成，“小丑”却与之纠缠不休。

    曹操一直斗志昂扬，企图一战定乾坤，无奈赤壁之战后已无此可能。谁打仗最厉害，谁就能赢得统一和平，谁就是潜在的开国之君。曹操能看透，孙、刘等不会看不透。除了孔融、荀彧这类憨直士人能真正心存汉室，试想枭雄们是以何种眼光、何种心情打量江山天下？枭雄们之所以皆惦记那个名存实亡的汉室，原因在于不论皇冠以何种方式降临，总是来自汉室。刘备既有帝室之胄这一金字招牌，似乎怎么折腾都不会被当作乱臣贼子，但令他激动不已奋斗不息脸皮一厚再厚的根本动力，还是自己做皇帝这一美好前景。孙权无牌可打，就盼着有人率先称帝，他好搭顺风船。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枭雄，正是曹操。

    曹操的“圣人追求”实在是玄之又玄。在皇权道德的天罗地网里，曹操注定成为一个大怪胎。

    历史基本按照曹操的设想推进了。操死后，汉室与曹魏之间通过上演一场煞有介事、高尚到似乎不感天动地就誓不罢休的禅让剧完成易代。曹丕登上帝座，像周武王追封其父为周文王一样，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孙权、刘备相继“问心无愧”地称帝。据记载，曹丕在劝进的汹涌浪潮面前，面对帝位，仍然诚惶诚恐。他靠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表演来掩饰道德恐慌。孔子奠定了在道德上仰望并效法古人的传统，曹氏父子或许以为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羞羞答答弄了个帝位，后世却视他们既无尧舜禅让的高尚，更无汤武革命的光荣。

    曹丕主导的禅让或许难免虚伪，但多少有些协商意味。不杀人、不杀前朝皇帝，这是不小的功德。以代价较小的禅让完成易代，如若得到道德肯定乃至法理肯定，民族或许未必不能开出提升进化新路。可是皇权道德最痛恨最恐惧的，正是曹氏父子这种羞羞答答的“禅让”。皇权道德只认打江山抢江山。刀把子里面出政权。你打得越狠，越有说服力，越有合法性。反之，则无合法性或合法性不足。陈胜、吴广是帝王公开的敌人，曹操则是帝王挥之不去的噩梦。“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落地下的危险。”（翦伯赞语）这实在出乎曹操预料。

    对以江山为家业的帝王来说，最悲惨最可怕的事当然是易代。董仲舒君权神授理论，用之于易代，就成了得天下是天命，失天下亦是天命。假若曹操打仗更凶一些，手段更狠一些，统一了天下，索性夺了帝位，并传祚足够久，后世恐怕还得照例给这位“开国之君”奉献颂歌。就有谋有趣有文化来讲，皇权朝代大约没有哪位“开国之君”能与曹操相媲美呢。皇权作为专制权，其道德系统会随时调整自己承认强权。强权有时候就等于“天命”。

    曹操成为小丑，似乎是历史宿命。

    宋朝之前，对曹操的褒贬，基本尊重历史事实。《三国志》作者陈寿给出的“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一评价，得到广泛认可。唐人称曹操为曹公，评价极高。至南宋，偏安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无力打量天下，便视蜀汉为正统，视曹魏为篡逆。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曹操便越是一个噩梦。到明清，皇权体制愈来愈僵硬，道德路径愈来愈狭窄，随着《三国演义》及三国戏的流行，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曹操便代替了真实的曹操。

    与其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生活本质，不如说呈现的是作为皇权末世的明清社会生活本质。它曾是说书人的底本。所以，它除了要政治正确，还要有足够的娱乐价值，以保证说书人贡献薄技而不触犯时忌，稳住听众屁股赚取几个铜板。骂曹操就是政治正确。明清特别是清代，普遍的奴才已造成。奴才即使什么也没有，却有“忠”。这是足以傲视奸臣曹操的本钱。越是奴才，越需要某种道德优越感。

    罗贯中欲表忠孝节义为充塞天地之道德价值，刘备、曹操为其正负两极。不过，读《三国演义》，从曹操奸诈里常读出可爱，乃至读出忠厚，从刘备忠厚里却常读出虚伪。鲁迅看得分明：“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在塑造刘备等“高大全”典型时，显出较强的外在操控性，在塑造奸诈的曹操时，有时则不知不觉进入自由创造境界。奸诈的曹操，成了面具相对较少的人。谁能说明白刘备、孙权等人的真面目？罗贯中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其实是喜欢曹操的，在曹操身上，他的伟大创作才能表达得最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