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准备去看你呢，没想到你来了。”看得出来尹南方心情很好。
“我是姐啊，我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你。”
“你只比我大一岁而已。再说了，我比你成熟多了。”
说这话时，尹南方有点得意，得意如一个孩子。
“你哪方面比我成熟?”她开始逗他。
“思想上啊，政治上啊。”
“你自己说哪算。”
“你跟着我，你就明白了。”
她很想问问将军的事情。可不知怎么的，她就是开不了口。
后来，倒是尹南方突然问起了她的家庭情况。她有些慌张。她无法同他说实话，她想了想说，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一九四九年回国的专家。她说得很结巴。尹南方却听得很认真，他问，你和你妈没跟你爸一起出国吗?她脸红了，语焉不详地说，是的。尹南方的兴趣显然不在这里，他调皮地笑道，我很想去你家看看。她说，我家可没你家那么气派。他说，你妈妈一定很漂亮。尹南方这是宛转曲折地在夸她，她心里还是有点小小的快活。她说，我妈妈比我漂亮多了。
这之后，尹南方经常带她去他的朋友们那儿玩。同他的朋友在一起，她还是有点小小的压抑的。他们有一种天下尽在掌握中的腔调和作派。他们喜欢说些她听不懂的黑话。他们对北京的山头都有自己的代号，一号、二号、三号什么的，她经常不明白他们在说谁。她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讲谁，但讲的事无不让她触目惊心。来北京的这段日子，北京原来给她的那种神圣感在慢慢退去。她本来以为北京是革命的中心，可在尹南方和他朋友眼里，革命只是一场游戏。每次听到这种言论，她的内心或多或少会掀起一些波澜。她不大愿意听到这种言论，好像这些言论对她是一种伤害。
自那次尹南方带她到他家门口后，他再没有邀请她去他家。
有一次，尹南方带她去看了一场内部电影。这种电影是专供首长观赏的，一般在部队小影院放映。那天放的是一部美国片，里面有一个昆虫学家，用一根长长的带一个小网兜的竹竿捕捉昆虫。看完电影出来，正好是傍晚时分，她突然想起尹南方曾说带她去捉知了的事，就开玩笑道：
“南方，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你家院子捉知了啊?”
“好啊。”尹南方想了想又说，“其实我们家特没劲，我都不敢带你去。”
“为什么?”
“我怕我家老爷子把你吓着。”
“怎么会呢?”
“他是个怪人，以后你就知道了。”尹南方说。
那年暑假，学校组织他们去“学工”，地点是附近的红旗机械厂。
在红旗机械厂“学工”期间，杨小翼和吕维宁分在同一组。他们的师傅是模具车间的一个中年妇女，特别严肃，对待吕维宁还算客气，对杨小翼十分苛刻。杨小翼的动手能力一直不算很强，要操作一台复杂的机床一时难以适应。这机床名字叫“海登莱尔西和哈巴克”，据说是德国人留下来的。她经常受到师傅的训斥。她训斥起人来尖酸刻薄，毫不留情，有几次杨小翼差点流下眼泪。长这么大，别人都对她客客气气的，感觉上她从来没这样受辱过。但她忍下来了。
吕维宁比杨小翼能干，在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开始偷偷地教她，帮她完成手头的任务。之前，她对吕维宁的种种作为没有好感，但他施以援手她还是相当感激的。她想，他其实也是不错的人，可能她以前太不了解他了。
他们之间的话慢慢多起来。每天“学工”结束，他们经常一起回校。回校的路上，他和她说起了他的过去。他告诉她，他的父母亲都是农民，目不识丁。他们那地方特别穷，“三年自然灾害”都吃人肉。幸好，那时候，他已参军了，否则真有可能饿死。他的三叔就是活活饿死的。他还说到他的童年。他说，他小时候跟父母亲要过饭。那时候什么都吃，路边即使有狗也不吃的残羹剩菜他都不放过。
他的坦率让她非常吃惊。
她突然有点同情他。她想起那些被范嬷嬷从街头带回来的流浪孤儿，他们的眼里总是充满了多疑的光芒，对人也怀有敌意。那时候，她对这些孩子有种本能的惧怕。她最初见到吕维宁也是这种感觉。她反省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上或多或少有一种养尊处优的东西，在“阶级情感上”偏向于吴佩明这样的“贵族”，对吕维宁这样的出身，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她觉得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她决定对吕维宁更好一些。
吕维宁还说起他在成都军区的事。他说，参军后。他觉得自己到了天堂。“感觉连阳光同过去也不一样了，特别灿烂。”在部队，他终于可以吃饱了。他说，吃饱饭是有技巧的。“第一碗不要盛太满，这样，你才比别人早吃完，第二碗就往死里盛，盛得满满的，慢慢享用。”他说这些事时脸上布满了满足的笑容，好像占了天大的便宜。他还说，他喜欢擦东西。他所在部队是炮兵，每一门炮都被他擦得锃亮，他们所在营房的玻璃窗他每天要擦一遍，所以一尘不染。她完全相信他所说的，因为吕维宁也是每天这样擦他们教室的玻璃窗。他说，新社会就是没有灰尘的社会，到处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她慢慢觉出吕维宁的可爱来。他身上还是有单纯质朴的东西的，他的缺点似乎是可以原谅的。
有一次，他们说起了吴佩明。吴佩明这个暑假没留下来“学工”，他请假了。他走的那天，同杨小翼告别。他的言语之中似乎有永别之意。吕维宁说起吴佩明来满腔厌恶，他说：
“我最看不惯的是他亮晶晶的脸，皮肤自得像一个女人，一看就是一副资产阶级模样。”
杨小翼看了眼吕维宁。他的皮肤很黑，并且有很深的抬头纹，在同学中，他确实显得老成。仿佛是为了安慰他，她说：
“吴佩明可能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吕维宁似乎很吃惊。
“他可能会去香港。我是猜的。”
吕维宁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他这是背叛，他这是背叛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上，她和吕维宁看法不同，永远说不到一块。她只好说：
“你别看吴佩明喜欢到处出风头，其实他是个脆弱的人，他还没有你坚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