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全文在线阅读) > 第二十六章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杨小翼明显地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了。这其间。不断有好消息传来。
刘家终于落实了政策，刘伯伯官复原职。
杨小翼因此回了一趟老家。刘家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这种劫后余生带来的欢娱让他们变得很宽容。只是景兰阿姨的精神状况依旧堪忧，目前正在积极治疗当中。
那次杨小翼没有见到刘世军和米艳艳。戏剧又恢复了活力，米艳艳带着演员去外地演出了。刘世军则在礁岛上过着孤独的生活。杨小翼听说，刘伯伯官复原职后，很多人拍马屁，要把刘世军弄回航道局，但刘世军拒绝了。杨小翼想，这家伙，这又是何必呢?杨小翼想象不出他在礁岛是什么样子，她很想去看看他，但她怕米艳艳知道后会起疑心。她只是到了海边，瞭望了一下大海，算是看过他了。据说去一趟礁岛很不方便，得坐那种小机帆船去，得大半天时间才能抵达，并且很不安全。
杨小翼和李叔叔见了一面。李叔叔告诉她，妈妈死后，他很孤独。他去西班牙和家人团聚的事有了眉目，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不久，他真的出国了。
她顺便还去上海看望了外婆。好运终于落到外婆和舅舅的身上，政府给外婆家落实了政策，原来被没收的财产返还给了他们，这样舅舅和外婆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没多久，舅舅终于结婚了，杨小翼带着天安去喝了舅舅的喜酒。舅舅单身了大半生，没想到在他六十二岁时娶了个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一年后他们生下一个儿子。外婆都高兴坏了。
有一天，杨小翼收到一张请柬，让她去中国美术馆看画展，画展有个古怪的名字叫《新神》。开始她并没打算去看，后来她接到夏津博的电话，才知道是他组织策划的，她只好去捧场了。夏津博在电话里神秘地告诉杨小翼，这个画展他会有惊人之举，杨小翼一笑了之。
那天，杨小翼是带天安一起去看的。到了美术馆，她吓了一跳，竟然人山人海。不过，她马上想明白了，在这个时代，人们像发了疯一样追随文学艺术，多年的教条把人性禁钢得太久了，生活中这种禁锢依旧存在，但艺术开始悄悄溶化人性的冰坚，呈现出迷人的自由的可能，文学和艺术因其暧昧不明而有更多拓展思想边界的能量，于是成了思想解放运动先锋。
北原、舒畅和卢秀真等人也在。卢秀真挽着舒畅的胳膊，北原一副熟视无睹的样子。北原见到杨小翼。像大哥那样关心督促她赶紧做出一些成绩来。“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他强调。她告诉他，她想搞一些当代史的研究，但不是那种宏大叙事，而是民间的、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北原说，历史毫无意义，在这个时代，只有文学艺术才能直指人心，和人性的需要息息共鸣。北原说的或许有理，但杨小翼认为那是他专业的傲慢在作祟。
这天，杨小翼一直没有见到夏津博，不过，她在展览的出口处看到了夏津博的一个装置艺术。是一枚巨大的五分钱硬币，面向观众的是天安门城楼那一面。作品的名字叫《我们的方式》。杨小翼不知其意，不知是赞美金钱还是批评金钱，如果是这样的意思，她认为夏津博的装置艺术是平庸的。她实在看不出夏津博在这件作品里有什么惊人之处。
就在杨小翼和北原闲聊的时候，美术馆安静的大厅里出现一声巨响。开始杨小翼不知道是什么声音，以为是美术馆的什么位置塌陷了。她看到人群向那边挤去，有人在说，是枪声，有人开枪了。听说是枪声，杨小翼顿觉整个美术馆有了诡异之气，好像某件恐怖事件正在发生。
天安正在向她奔来。天安一般在别人紧张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镇静，他说，枪是夏津博叔叔开的，他亲眼看见的，夏津博叔叔已被两个冲进来的警察带走了。杨小翼拉着天安朝枪击现场挤过去，好不容易才站在夏津博的装置前，装置前的玻璃被击碎了，那枚巨大硬币的中间已被子弹击裂。她终于明白夏津博所谓的惊人之举是什么意思了。这时，保安进入美术馆，开始清场。人们脸上挂着某种兴奋和惊惶交织的表情，沉默退场。
几天以后，杨小翼听说夏津博从派出所被放了出来，夏中杰伯伯随即送他出了国。夏津博出国后没有再从事艺术活动。五年后，杨小翼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他子承父业在欧洲做了外交官。
这一枪把杨小翼的心思打动了。在她看来，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发令枪。这意味着，无论是艺术还是思想，都可以有比较自由的表达方式。她感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年代来临了，她应该做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了。
基于自己的身世。她最感兴趣也最关注的领域是研究革命者的遗孤问题。她想走访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所及的各个地区，去收集相关资料，实地采访战争孤儿的生存状况。杨小翼一直没成行是因为天安的存在，她走了。天安没人照顾。天安正处在发育的反叛阶段，她怕不在家时，天安又闯出什么大祸来。
开始的时候杨小翼想把天安托给卢秀真。但考虑到卢秀真生活混乱，实在不怎么靠谱，把天安带坏了就麻烦了。
杨小翼去学校找应老师。谈了自己想出去采访的事。应老师马上领会她的来意，非常爽快地说。天安放我这儿吧，我会照顾他的，你去吧，没事的。杨小翼还是犹豫，说，天安这孩子不好管。应老师说，你放心吧，要是天安有事儿，我会随时和你联系。
杨小翼终于得以成行。她先到福建，然后进入江西，打算沿红军长征路线行走。最后的目的地是延安。
在这次采访中，杨小翼接触了成百上千革命者的遗孤。她发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下，革命者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就是“私利”。“私利”和共产主义理想是冲突的，要靠近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必须把这私心去除，于是革命的生涯转换成了把自己身上的罪彻底祛除的过程。当“公”成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时，在革命的内部，革命者的身体属于组织，思想属于组织，个人的所有一切都属于组织，私是不能公之于众的罪，这种罪甚至涉及到亲情和家庭之中。杨小翼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关于郭沫若的故事，当时他的儿子正遭受造反派的围攻，身陷囹圄。那年的国庆招待会，郭沫若也参加了，他有机会和周恩来说话。他想好了要和周恩来说这个事，希望总理能救教他的儿子。可是，在整个酒会期间，郭开不了口。宴会结束，郭只好满怀沮丧和懊悔回家。在革命的思维中，凡涉及家庭，都属于私的范畴，是不合法的，难以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