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还有些害羞和不适，慢慢地，也能做到像其他同学一样，称呼他们“爸爸”“妈妈”了。
归国前，他们驾车送我去机场，我们在一家小小的拉面店吃告别晚餐。
“你呀，其实并不是平时表现出的那样，对吧？”正低头吃面，对面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
我心中一紧，抬头看见“爸爸”“妈妈”正对我笑。
“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显得特别活泼欢快，但你其实是喜欢安靜的人吧？为了让周围的人满意，才经常勉强自己。”
被人看穿，我慌乱起来，拼命把脑袋往碗里埋。
“我们一直都知道的。”接下来听到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只要做真正的自己就好。”眼泪掉下来，我急忙用双手捧起面碗，装作喝汤的样子。
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遇到看穿我的社交恐惧，却未因此看轻我的人。
6
回国后，我继续和“社恐”做激烈的交锋。
毕业前，我参加了学校的一场招聘会。距约定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招聘方依然没有出现。大多数学生的白衬衫湿得几乎透明，女生的妆也花了。终于，招聘方的人来了。他们走进教室。“请大家先出去自觉排队，一个一个地进。”其中一人开口说，接着又补充道，“哦，对了，你们没什么问题吧？”
不知哪根筋不对，我“噌”地一下高举起右手，站起来用一种仿佛不是自己的口吻说：“我有问题。”
正相互推挤着向外拥的学生、忙着端茶倒水的辅导员、傲慢的招聘人员，全都停下动作看向我。“很简单，”我说，“我就想知道，今天的面试时间到底是几点？”
场面陷入尴尬。辅导员出来打圆场：“我们路上堵车，所以来得晚了一点。”
“所谓晚了一点，是指两个小时吗？这么热的天，让我们汗流浃背地傻等，却等不来一句道歉，因为是学生所以不值得被尊重吗？”
蝉鸣聒噪，教室里显得愈发静谧。我在无声的人群里，像个热血主角般慷慨陈词。后来，情绪无法自控，为支撑自己讲下去，我边流泪边吼叫着讲完。讲完后，我立刻转身狂奔逃离教室。
至今我仍不明白，一向逆来顺受的自己何以在当时突然爆发，仿佛3年前，为买包子吓得哭了半小时的社恐患者已消失无踪。但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社恐患者灰暗的影子一直蛰伏在我身体里：我快30岁了，工作和旅行都喜欢单独行动，能网购绝不去实体店，能发信息就绝不打电话……但我不再会为此自卑和痛苦，我选择接受“她”也是“我”的一部分。
去年夏天，母亲从学校退休，跟着“夕阳红姐妹团”去保险公司打卡，命令我帮她一起完成卖保险的业绩。母命难违，我只好帮着她到处找人推销。
许多次，我放下电话总觉得恍惚。距离我大学毕业已有6年，曾听见电话铃声就害怕得将手机扔出老远的我，现在也成为可以在电话中滔滔不绝的“正常人”。我想：如果我能在80岁成为一个开朗的老太太，对我而言，就已经是终生战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