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喜赶上最后一趟南去的列车，这是一列闷罐难民车。进站无人检票，上车无人照料。难民在车下拥挤着，向喜被人挤来挤去找车门，最后总算挤进一节车厢。他看个空隙坐下来，这时却又觉出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挤不上车的难民是大多数。
列车一阵摇晃开动起来，两个年轻力壮的乘客用力推上了车门。不时有炮声传过来，列车在震颤中行驶。向喜判断，这炮声是从保定以西的满城方向传来，他又想到刘峙能不能守住满城的事。当列车南行经过方顺桥和于家庄之后，炮声才渐渐远去。车箱里稍显安静的旅客们这才纷纷解开自己的行囊，拿出吃食充饥。向喜也不由自主地注意起自己的行囊，他身旁有个小包袱和一只食盒。出门前，尽管顺容和向喜吵闹，但还是去厨房随意给他抓挠了些吃的，把食物打点在一个三层的搪瓷食盒里。混在旅客中的向喜看见这个食盒，才想起从下午到现在，他也是汤米未进了。他掀开食盒，就着车箱里混黄的灯光，先看见几块干巴巴的桃酥；他又掀开第二层，里面有馒头，也有保定酱菜。他没有再掀开第三层。一看见保定酱菜他就失去了对食物的兴趣，由此不免又想起和顺容在饭桌上的不协调。此时此刻他就像逃过了保定酱菜，也逃出了和顺容的不对付。
这列南行的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无人报站，无人下车。这引得向喜又想起早年他从笨花从军的那一夜。那次他们也是乘坐的闷罐车，车也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那时他还以为火车就是这样：像个大黑屋子，地上铺着苇席，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新鲜倒新鲜，可也不能说多么舒服。后来他无数次的坐火车，才知道火车还有客车和货车之分。闷罐车是货车，客车才是专供人乘坐的。而客车里还分着等级。再后来的向喜，乘火车常常是头等车箱的旅客，那是大房间里套着小房间的车箱，天鹅绒装饰起来的软席，窗帘上缀着外国的流苏。小方桌台布洁白，摆着洋酒。有一次他和孙传芳在这样的头等车箱里对坐着说话，孙传芳说：“喜哥，你觉得这头等车厢好不好？”向喜玩笑地说：“不好。”孙传芳说：“怎么不好？”向喜说：“不如闷罐车宽敞。”向喜的话当然是玩笑。人为什么会有玩笑？兆州人对此有句形容话叫“烧包”。现在一九三七年的向喜坐在“南逃”的闷罐车里想，我那时候也够烧包的。遇到和王占元一起乘火车时，向喜才约束着自己，少了这种“烧包”，那时他只管恭敬地坐在一旁看王占元抽大烟、喝洋酒……和王占元在一起，向喜就少了些随意。
向喜坐在闷罐车里不吃不喝，被人拥挤着静坐，他坐着一个小包袱。出门前顺容给他打点食物，向喜就为自己收拾行李，之后，他走南闯北，一直把这块四方四正的粗布带在身边。在他的人生旅途遇有重大转折需要他更换驻地时，他随手一抓肯定先是这块粗布，就像他这次离开保定前的随手一抓。顺容几次想把这块布扔掉，还想让用人打成袼褙做鞋，都被向喜吼住了。顺容就说，这块粗布是个“败兴”的东西，用它压箱底就没有好运气，向喜知道顺容膈应它，就尽量让它离顺容远点。同艾待见这块粗布，她每逢看见它，空落的心里就会漾出几分欣慰和塌实，也就知道了她在向喜心里的位置。
火车驶过一个大站才加快了速度，凭感觉，向喜知道这已是定州。过了定州，炮声才变得似有似无。定州过去之后是石家庄，石家庄再过去便是元氏了。像往常一样，向喜仍然要从元氏下车回兆州。
向喜上车之前本打算从保定邮局给弟弟向桂发电报，但邮局已经停止营业。所也笨花人的家里人并不知道向喜的归来。
向喜在闷罐车里草拟着他的还家计划，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倒使他把自己的计划盘算得更加清晰、坚定。他想着明天就将和全家人见面，明天他将向全家宣布他的计划。这计划不是躲避日本人的权宜之计，它联系着向喜的后半生。
列车走了一夜，天亮时到达元氏。向喜在车站雇到一辆驴车。赶车人看他身穿灰布长衫，手提搪瓷食盒，有别于当地老百姓；再看他扛在肩上的四蓬缯包袱，又像本地的织物。赶车人左看右看看不准，就问向喜。向喜隐去自己的身份，只说是山西开染坊的来兆州要账的。
按照向喜的吩咐，驴车没有赶进笨花，驴车停在城内西街向桂的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