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凸（97~99）(8)

    陈本桐原先没打算在盛桥长做下去。即使他愿意，那位多病的同窗妻子也不会愿意。他只是想让自己暂且“躲避”一阵。并用自己的出走、远去，来惩戒那些曾经爱过他、对他寄托过厚望、现在又伤害了他的人，也算是他对他们的一种“示威”。在小镇上积累临床经验的同时，他还要把两篇已经写开了头的长篇论文继续写完它。时机合适了，他还要回上海读硕士博士，在上海开门诊办医院……他想象小镇生活的沉闷贫乏幽静自闭。离开上海时，他实实足足托运了两大箱生活日常用品。每只木板箱子都有他大半个人高。但事实却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可怕”。适应了最初一段没有电灯的拘谨，适应了晚上打灯笼出门的幽暗，习惯了每天要装卸排门板、傍晚时分又要哈着气嘎吱嘎吱去擦煤油灯罩的烦琐，渐渐体会出许多人常说的那种“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好处”。盛桥镇真正挂牌牙科诊所只有两三家。而真正由手里拿着医科大学口腔专业文凭的人当主治、并像模像样地配有一整套上海大医院牙科诊室所用的那种诊治设备的，不仅在盛桥，就是在整个通海地区，恐怕也只有他一家。所以，镇上真正有身份的人、以至于通海城里一些有名望的人，都到他这里来看牙。或者派车子把他接到家去出诊。“我这口牙，是盛桥的上海医生陈本桐做的。”这句话在当地所拥有的炫耀性，几乎等同于“我这件女式大衣是到上海朋街买来的”、“我这瓶香水是德国4711牌的”、“我这双皮鞋的皮用的是美最时洋行的。底是‘花旗方张’的。鞋揎用的是瑞典进口的钢板弹簧揎。连上鞋的麻线都是用的英国手牌……”于是乎，很快就有人来请他去做盛桥镇塘南街国民小学名誉校董、北市梢国民联储会名誉副会长、福音堂名誉执事、文昌宫修缮委员会名誉委员、通海市园艺菜蔬研学会名誉理事和木堡港船员公会的健康督导……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外应酬。有时下午三点钟，来接他的车子就等在诊所门口了。忙。没日没夜地忙。开始时，他烦恼。失去了看书的时间整理临床笔记的时间和妻子讨论疑难病例的时间抱着他喜欢的那匹花猫缓步在海堤上散步的时间甚至失去了偶尔亲自动手用不锈钢煎锅做一两次法式猪排的乐趣。但他又不敢拒绝这些盛情。毕竟是在人家的地面上做生活。况且……况且这也给他赚来了一心只临床、埋头写论文所无法赚得的另一种乐趣。后来他这么自嘲道，忙是忙了，起码我的头不痛了。刚到盛桥时，白天开业门诊晚上整理笔记和论文提纲，没多久，他突然偏头痛，而且痛得厉害。现在好了。只增加了一个新的习惯，不论见了谁他都要苦笑笑，都要发两句牢骚，还是侬好呀。看看我。看看我……唉……完完全全是在浪费生命……浪费！浪费！！但到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虽然还在苦笑、牢骚，但只要有一天没有请柬没有来访没有“打围炉聚会”没有“嘉宾满座”没有“欢迎指教”，他就会惶惶不安。他就会到处打听。是什么地方哪一点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只要有客人来，他第一句话总是先问：侬有啥新消息(口伐)？他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另一些会长另一些理事另一些委员另一位督导在背后说了他一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凡是能向他提供这些消息的，他便视之为心腹、同仁。千方百计也要在他任职的那许多个委员会董事会研学会中安排进这些“同仁”。他总是在提心吊胆。总觉得别人在暗算自己。也是因为这一点，后来才有了对黄克莹的“怀疑”，会在她临走前对她突然施行了那一番“彻查”。

    虽然他的上海话已说得不那么流利，已带上了许多的本地口音，但他还经常想到上海。想到十六铺。想到绵延几十里的黄浦江两岸连成星河一般或密或稀、或高或低的灯火。想到弄堂口小烟纸店里那个胖阿姨。想到胖阿姨夏天穿的汗衫几乎每一件都是先坏胸前那一块，总是先要在两个奶xx头的地方打上两大块特别显眼的补丁……跟镇上那些“二百五”们说话时，他依然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我伲圣约翰的格致堂怎样怎样……理科实验室又怎样怎样……”（其实他并不是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是真心地怀念。他依然有决心要“打”回上海去。比如连续发表几篇震动上海学术界的论文、比如向母校捐一大笔奖学基金或者在治疗牙龈脓肿方面彻底推翻母校那些教授们的旧观点而由母校教务委员会出面重新请他回校任教……等等等等。

    是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上海。同时又一刻也没有忘记今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必须准时赶到镇公所，以嘉宾的身分出席本镇鸡鸭联营公会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成果检讨大会。一定不要忘记穿那套黑哔叽中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