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凸（105~112）(6)

    “姜太太，儿子总归是侬的。不过，话要讲讲清楚……”

    “侬先还我儿子……”

    “姜太太，这就是侬不讲道理了。儿子是侬的，也是谭先生的。在侬身边放了一百天，也应该在谭先生身边放一百天。公平交易，啥人也不要欺负啥人。侬讲对(口伐)？”

    “我的儿子……求求侬……求求侬……我的儿子……”

    “哎呀呀，小少爷是回到他阿爸身边去，又不是送育婴堂孤儿院。有啥要这样哭哭啼啼的呢？”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姜芝华已经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她知道这时候，说什么，这位经先生都不会听她的。出路只有两条，一，交出女儿。或者，二，交出儿子。

    三天后，她主动找到经老先生，告诉他，她同意交出女儿，同意……同意……同意……但从此，她不愿再多说话。或者就不说话。从此以后，她觉得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不再值得说的了。她变得非常平和，非常与世无争，非常吃素但又非常不肯信佛。只是埋头过她自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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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芝华早就一卦打煞，料到谭宗三坐不稳谭家“当家人”这把交椅。这么多年，她虽然很少公开站出来说话，但心里一直有一把极准的“秤”，老早就把谭家那些人、那些事，一一掂过斤两。自然也毫不例外地掂量过自己的这个亲生儿子。儿子的事，平时她也管得不多。因为自从进了谭家门，她就看出，这里的一切，都跟外头“小户人家”的不一样。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大铁门里，因为牵扯到“谭家的前途”，就要复杂十倍二十倍。儿子归她生。但绝不归她管。他是“谭家”的。有十双二十双眼睛在盯着他。她管不了。也用不着她管。管也无用。有时从生活上过问一下，更多的却只是在一旁看着，辛酸地而又欣慰地接受儿子经常性的问候。几十年来，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为啥高兴，又为啥担心。那年，谭宗三决定去盛桥“定居”，她斟酌再三，鼓足勇气，敲开儿子的房门。她说：“宗三，侬的事体，我一向不喜欢多嘴。今朝来，我只想问侬一句话。侬读大学，又去英国留学，不要讲谭家为侬花了多少钞票，只讲侬自己，为取得今朝这个身份，吃了多多少少的苦头。难道这一切就是只为了侬今朝走这一步，躲到盛桥去？侬为啥不敢留在上海做侬自己的场面？侬觉得侬缺啥？缺聪明才气？缺身份地位？缺人缘关系？还是缺钞票？儿子，侬啥也不缺啊！侬为啥不替娘争这一口气？！”

    第一次听到母亲说出这样一大段铮铮生响落地开花的话，谭宗三真的吃了一惊。留在上海做自己的场面。这种话是母亲她在说？多少年来，他总觉得母亲像行驰在雾中的一艘大船。虽然稳重可亲。坚韧不拔。但终究还是捉摸不定的一艘沉默的旧木船。并且在渐趋消失。无声无息。黑影幢幢。他从没想过、更没祈望过这样的一艘旧木船还会发出什么样响亮的一击。

    “又哪能（怎么）了？姆妈，我的事体侬就不要管了。”

    从英国回来后，在别人面前说话做事总能谦让三分的谭宗三，在母亲面前却总是显得有一点不耐烦。还是任性。

    “侬也快三十岁了。不要再跑来跑去了。也应该定下心来做一点事体。最起码也应该为自己找一个身边的人……”母亲坚持了一下。

    “好了好了。我晓得了。还有啥事体(口伐)？”儿子不高兴了。

    她怨怨地看了儿子一眼，但还是控制了自己，没再说下去。这几十年在谭家，她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在做人方面最有长进的地方，就是终于懂得，而且是深深地懂得，做人一定要知趣，即便在儿子面前，大概也应如此。

    谭宗三做谭家的“当家人”，起码有两点，对母亲是有好处的。一，住的地方。她很快搬出后花园那幢旧厢楼，搬进“将之楚”。二，吃的方面。有茶房专送到房间里来。再不用担心那种落雪落雨乍暖还寒刮风天，走过长满青苔的砖砌甫道和那一段林间土路上无法避免的泥泞。其他的好处还有，所有的老太太在大太太处聚会，再没有人敢轻薄她。当她每每走进大太太的大客厅时（这客厅要比其他人使用的大两三倍），除了大太太，所有的人都会不声不响地站起来向她致意，用最亲切的微笑，最恭敬的神情，最疏远的口气，一起向她说一声：“侬来了？”而且她的座位也从前排未座移到了贴近大太太身边的那把红木太师椅上。客厅里，这样的太师椅只有两把。大太太一把。她一把。都铺着织锦缎面子的丝棉软靠垫。她始终不能忘记，第一次在各位太太姨太太们恭敬的致目礼中，向那把宽大厚重威严古老而又珍贵的红木大师椅走去的时候，她发觉自己浑身抖个不停。脚步点子都踏得有一点错乱了。以至不敢抬头看人。以至两只手在身前攥捏得非常非常紧，也没能制止住那狂乱的颤栗，以至指甲深深地掐进手心，事后留下那样一串红紫的印痕，让她隐痛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