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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森林》最早的雏形和现在的成片大相径庭。它的初始构想来自于王家卫早年为电影公司撰写的一系列故事大纲之一。林青霞被定位影片的唯一主角，她扮演一位已无戏可拍的过气女演员，每天对着镜子想象自己是一位着名电影中的经典女性人物：她可以一会是《日落大道》中的过气默片明星诺玛，一会又是《欲望号街车》中风韵犹存的白兰芝。
但影片开拍以后，林青霞典型的方法派表演开始困扰王家卫：她总是不停地询问角色行为的内心动机，而习惯于用“飞纸仔” 方式写剧本的王家卫不但无法告诉林青霞上一场发生过什么，更不确认下一场将会走向何方，自然也无从描述人物此时的确切动机究竟为何。王家卫意识到这么拍下去会砸锅，他喊住正在拍摄现场精心架设灯光的摄影杜可风，告诉后者拍摄计划取消；他让美术指导张叔平给林青霞一件风衣，一个假发套，一双Manolo Blahnik高跟鞋，让杜可风扛起摄像机，大家一起上街去拍林青霞走路穿过香港街道的镜头。 不但因为《重起森林》有限的拍摄成本不允许王家卫重复《东邪西毒》那样对画面的精雕细琢（为此整个剧组在西北大漠待了整整拍了两年），更因为王家卫想拍的是一部捕捉1994年香港城市动感情绪氛围的影片。他并不真正需要完整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内在逻辑贯通的人物心理；相反，他倚重的是人物带着自发性感受的电影化姿态，这也是自处女作《旺角卡门》以来他影片最核心的美学诉求。 在西方电影中，对人物自然主义化姿态的塑造，始于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德·西卡、罗西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的电影中，角色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摆脱了和剧情紧紧捆绑的束缚，开始出现游离在故事主线之外，甚至与当下环境情节和人物理性心理状态并不相关的姿态化动作（以德·西卡的《风烛泪》中女仆在悲伤中用脚关门的动作为代表）。如是人物极具电影本体性的行为方式在随后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大放异彩，在戈达尔、特吕弗和侯麦等人的电影中，如让-保罗·贝尔蒙多，让-皮埃尔·利奥德和安娜·卡里娜这样的杰出演员将表演和身体姿态融为一体，用身体取代叙事成为影片表意的基础，并由此开启了颠覆好莱坞式方法派表演的新时代。 人物的“姿态性”也是香港电影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之一。但后者独辟蹊径，在姿态美学观念上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自六十年代起，香港电影借新派武侠片的创立开始起飞，有赖于继承自中国戏曲的传统美学和特殊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它并不强调故事剧情的严整合理与人物心理活动的逻辑贯通，也不会把充满象征意味的表意作为支撑影片构架的核心，而是围绕着动作展现挥发出的情绪性力量大做文章。港片看似充斥了大量由微观剧情触发的眼花缭乱动作，但和京剧舞台上“做和打”的功夫一样，它迅速摆脱了剧情的束缚和叙事目的论导向的因果构架，而聚焦于纯粹身体动作的展现，形成了“忽略结果而注重过程”的电影动作编排美学观念，这就是在七十年代功夫电影蓬勃发展的内在成因。 在功夫片的动作之中，人物进行的不但是肢体对撞，更是一种由招式激发的气场对冲。而“姿态”正是随着如是行动亮相而成为身体的外延，从演员的肢体弥漫而出，填充了银幕上的情绪空间。尽管在外在形式和艺术诉求上，战后欧洲艺术电影和香港商业动作电影几乎是南辕北辙，但内在它们遵循了某种异曲同工式的身体姿态观念：努力摆脱模式化叙事的统治（前者旗帜鲜明地解构和扬弃传统叙事，后者则是潜移默化地将剧情逻辑边缘弱化），而将电影影像引向肢体感官表现的崭新美学方向。 在某种程度上，王家卫的所有作品都是上述两个关于姿态观念不同电影美学取向的交汇点。在他的处女作《旺角卡门》中，张曼玉便是以一种在彼时香港电影中极少见到的静态肢体语言出现在刘德华的公寓。她在夕阳中背对着冰箱剥橘皮的动作和《风烛泪》中的女仆关门的动作构想如出一辙，都使人物一下超越了剧情的束缚，用动作情态而非剧情或言语去勾勒人物内心情绪化的脉动。实际上，《旺角卡门》几乎是张曼玉的一场姿态秀。作为她电影生涯中第一个严肃角色，王家卫为她塑造了充满诗意的一个个情绪空间：无论是在刘德华公寓中的百无聊赖，还是在大屿山餐厅中的淡淡思念，抑或是深夜驳船码头上的焦急等候，她都是通过身体姿态的微观变化而将自身的情绪从体内释放而渲染画面。《旺角卡门》之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港片中独树一帜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超越身体的姿态性表现空间是王家卫在那个年代独有的美学意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