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的额吉(3)

    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

    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孩子去了还不够么？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于是他就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

    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当然要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曾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

    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着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服丧。在和艾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

    那么，就像1981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中的存在。

    还不仅这么多。我对这样的简朴仪礼感到向往。它像一滴血溶在日子的水里，几乎只剩下一丝的举念和随意的形式。在蒙古草原不尽涌来的启发中，我总是不知所措。在这座不起眼的灰旧毡包里，我曾看见过一个古老的社会模式、一种人，现在又看见了一种深有意味的信仰。

    或许额吉对于我更是一种象征，但我也并没有直露它的含意。我从来就没打算给世间提供消遣。我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她使我在这片草地上，在乔布格和汗乌拉，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她只是不知道后来我在西海固，把这一切实践得淋漓尽致。

    我家有过一匹黑马，那是艾洛华哥的坐骑。它确实给过我很深的影响，但它并不是额吉养活的。额吉倒是喂活过一匹马驹子。那是在一个春天的毁灭之后，夜里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大队的马群冲进雨雪交加的泰莱姆湖，一层层地摔倒，一层层堆了起来，冻死在泥泞的水里。早晨包门外面，立着一匹死了母亲的小黄马，额吉把它领回来，用奶瓶喂活了它。

    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领着一群骡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艾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

    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呵！你使我复杂了。

    三

    幸亏我把她和艾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

    那件事漫漶迷朦，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1987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

    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多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像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

    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

    艾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像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字——她不敢关掉煤气。80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溶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着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个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Ｎ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