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2)

    其后二十年，我的地图癖虽然与日俱深，但困于环境，收藏量所增有限。本国的地图在绘制技术上殊少进步，加以海峡分割，台湾不可能重绘中国地图，而坊间买得到的旧图也欠精致。至于外国地图，不但进口很少，而且售价偏高，简直就买不起。美国新闻处请我翻译惠特曼和佛洛斯特的诗，也经常酬送我文学书籍，但只限于美国作品。朋友赠书，也莫非诗集与画册，不是地图。

    直到1964年，我三十六岁那年，自己开车上了美国的公路，才算看到什么叫做认真的地图。那是为方向盘后的驾驶人准备的公路行车图，例皆三尺长乘两尺宽，把层层的折叠次第展开，可以铺满大半个桌面。一眼望去，大势明显，细节精确，线条清晰而多功能，字体则有轻有重，有正有斜，色彩则雅致悦目，除白底之外只用粉红、浅绿、淡黄等等来区别保护区、国家公园、都市住宅，不像一般粗糙的地图着色那么俗艳刺眼。道路分等尤细，大凡铺了路面而分巷双行的，都在里程标点之间注明距离，以便驾驶人规划行程。

    有了这样的行车详图，何愁缩地乏术，千里的长途尽在掌握之中了。我在美国教书四载，有两年是独自生活，每次近游或远征，只能跟这样的地图默默讨论，亲密的感觉不下于跟一位知己。

    一张精确而详细的地图，犹如一个头脑清楚、口齿简洁的博学顾问，十分有用，也十分可靠。太太去美国后，我就把这缩地之术传给了她。从此美利坚之大，高速路之长，跨州越郡，从东岸一直到西岸，就由她在右座担任“读图员”（map reader）了。就这么，我们的车轮滚过二十四州，再回台时，囊中最可贵的纪念品就是各州的行车图、各城的街道图，加上许多特殊分区的地图例如国家公园之类，为数当在百幅以上。

    可惊的是，三十多年前从美国各地的加油站收集来的那些地图，不知为何，现在竟已所余无几。偶尔找到一张，展开久磨欲破的折痕，还看得见当年远征前夕在地名或街名旁边画的底线，或是出发前记下的里程表所示的里数，只觉时光倒流，像是化石上刻印的一鳞半爪，为遗忘了的什么地质史作见证。

    1974年迁去香港，一住十一年，逐渐把我的壮游场景从北美移向西欧，而往昔的美国地图也逐渐被西欧、东欧各国的所取代，图上的英文变成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斯拉夫文……即使是英国地图，也有不少难以发音的盖尔（Gaelid）地名。欧洲的古老和多元深深吸引着我：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语言，那么多美丽的城堡、宫殿、教堂、广场、雕像，那么中世纪那么文艺复兴那么巴洛克，一口深呼吸岂能吸尽？夫妻俩老兴浩荡，抖落了新大陆的旧尘，车轮滚滚，掀起了旧大陆的新尘，梦游一般，驰入了小时候似曾相识的一部什么翻译小说。

    “凭一张地图”，就像我一本小品文集的书名那样，我们驾车在全然陌生的路上，被奇异的城名街名接引，深入安达露西亚的歌韵，露瓦河古堡的塔影，纵贯英国，直入卡利多尼亚的古都与外岛，为了量德意志有多长，更从波罗的海岸一车绝尘，直切到波定湖边（Badensee）。少年时亚光版的那册世界地图并没有骗我：那张美丽的支票终于在欧洲兑现，一切一切，“凭一张地图”。

    就这样，我的地图库又添了上百种新品。除了欧洲各国之外，更加上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澳洲、南非及南洋各地的大小舆图；包括瑞士巧克力糖盒里附赠的瑞士地形图，除了波定湖、日内瓦湖波平不起之外，蜿蜒的阿尔卑斯山群山都隆起浮雕，凹凸如山神所戴的面具；还有半具体半抽象的布拉格街道图，用漫画的比例、童话的天真，画出魔涛河两岸的街景，看查理大桥上百艺杂陈，行人正过桥而来，有的广场上有人在结婚，甚至头戴黑罩的刽子手正挥刀在处决死囚，而有的街口呢，卡夫卡那八脚大爬虫正蠕蠕爬过。

    幼嗜地理的初中男孩一转眼已变成退休教授，“地图精”真的成精了。于是有人送礼就送来地图。送我瑞士巧克力的那个女孩，选择那样的礼物，就因为盒里有那一张，不，那一簇山形。地图库里供之高架的三巨册世界地图，也是先后由女儿、女婿和富勒敦加州大学的许淑贞教授所赠。许教授送的那册《最新国际地图册》其物重情意也重，抱去磅秤上一称，重达七磅。在我收集的两百多幅单张舆图和十多本中外地图册里，它是镇库之宝。